核能，这一被称为清洁高效的未来能源形式，自1970年首次被纳入国家议程以来，经历了数次起落。从初步探索到冷静搁置，再到近年的重新审视，马来西亚的核能发展历程如同一面镜子，反映出国际事件、国内资源禀赋与公众舆论之间的深刻联系。
早在1970年，马来西亚便开始了核能技术的布局。当时成立的核能应用中心，立志于培养核技术人才，为未来的核电站建设积蓄力量。然而，1986年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为全球核能发展蒙上了阴影，马来西亚也因此将核能从电力供应战略中暂时剔除。
伴随着石油与天然气行业的蓬勃发展，核能逐渐淡出决策者的视野，其在农业和医疗领域的非电力应用成为研究重心。
这样的转变体现了政府在能源选择上的灵活性，但也显现出当时核能安全性和公众接受度的局限。
进入21世纪，气候危机与能源紧缺的双重压力再次让核能回归讨论的中心。
2009年，拿督斯里纳吉领导的政府明确将核电纳入能源结构的规划蓝图，计划到2030年使核电占比达到全国电力供应的近18%。
然而，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发生再次让公众对核能的安全性产生疑虑，马来西亚核电计划因而放缓。
尽管如此，政府在随后几年并未完全放弃核能，而是通过公众宣传和国际合作试图重建信任。这种务实的姿态表明，当局依然对核能的潜力抱有期待。
2018年的政局更迭给核能发展带来了新的变量。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明确反对核电计划，认为核废料处理尚无成熟解决方案。核电公司(MNPC)在时任部长杨美盈的指示下随即解散，核电议程再度搁置。
重新审视核能
然而，马来西亚政府在核安全、技术评估与人才培养方面的长期投入，事实上为未来核能重启奠定了基础。这种积累，也为拿督斯里安华政府重新审视核能提供了条件。
自安华上台以来，其政府对核能的态度经历了从谨慎观望到渐趋积极的调整。
尽管安华本人对核电并未做出明确表态，但政府的政策动向和关键部长的表态已透露出重要信号。
2023年，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郑立慷推介了《2030年国家核技术政策》，这份文件不仅设定了核能发展的战略目标，还强调和平利用核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在贡献。
这种转变源于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与国内碳中和目标的双重驱动。
郑立慷在多个场合指出，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等新兴技术的安全性与经济性为核能的发展扫清了部分障碍。
经济部长拉菲兹进一步补充，政府正在完善相关法律和监管框架，为核能的长期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这些举措表明，马来西亚政府已经意识到核能可能成为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的重要工具。
马来西亚对核能的重新接纳背后，有着多重现实考量。一方面，能源需求的持续增长和传统化石能源的局限性，让多元化的能源供应成为必要选择;另一方面，全球对低碳经济的倡导使核能的潜力重新被放大。
公众对核能的安全担忧依然存在，但技术进步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支持，为政府缓解舆论压力、推进政策落地提供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