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与较好的减排指标完成情况不同，各种公开数据显示，中国的环境形势仍然十分严峻，雾霾、地下水污染、城市黑臭水体等环境问题严重影响国计民生。与之同时，环境污染逐步呈现一定的空间分布特征：西部、农村等特定地区已经成为污染重灾区;两省(或市县)之间的行政边界地区多次出现污染纠纷及其他群体性事件;在国内媒体近期披露的213个癌症村中，接近90%的癌症村坐落于省域边界的县内或附近处。
国内学者对环境污染的经济学解释主要基于两条主线。一是财政分权体制的经济激励，各地官员为追求地区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选择放松环境监管等手段展开竞争，以环境质量换取经济增长。二是官员晋升机制的政治激励，由于良好经济绩效能显著增加地方官员的晋升和连任概率，这使得与经济发展相悖的环境政策得不到有效执行。上述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西部、农村等特定地区的严重污染成因，但尚未能解释为什么即使在中国行政中心的北京市，或是在经济发展前沿阵地的广东省，甚至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黑龙江省等，均普遍存在省域边界地区的环境污染相对内陆城市更为严重的现象。
本文尝试性地从地方政府的战略性减排角度，分析省域边界环境污染的形成机制，并借助外部性特征和晋升锦标赛理论，探讨在五年规划环境考核日趋严厉的中国情景下，地方官员如何实施战略性减排策略，从而导致了边界污染效应的形成。根据中国284个地级城市的数据样本，并以“十五规划”至“十二五规划”三个完整五年规划期(2001-2015年)作为样本区间，通过地级城市中处于边界的县的比例识别城市趋于边界的程度。本文研究发现：地方城市越接近于省域边界，城市环境污染更加严重，环境污染存在边界效应;随着历次五年规划对节能减排的考核力度增强，以及在五年规划考核力度相对较高的省份中，环境污染的边界效应更加明显。此外，当五年规划周期与主政官员任期的错配程度越小时，以及地方官员的年龄相对更小时，边界污染效应更为严重。作用机制显示：当地方城市越接近于省域边界时，来自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支持和监督力度相对较小，工业增加值相对更多，且上述关系随着五年规划环境考核力度增强而更加明显。以上结果说明，在环境考核压力下，地方政府基于城市空间地理特征战略性地的减排策略，可能是边界污染效应的重要成因。
综合以上研究结论，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有关于边界污染效应的研究，主要从跨境河流流域污染的角度，考察并解释跨境河流下游比上游污染更为严重的现象。本文将边界污染效应从跨境河流流域拓展至空间更广、影响更深远的省域边界，进一步补充了边界效应的相关文献。第二，在污染外部性和晋升锦标赛理论的框架下，本文提出地方政府应对环境考核压力实施的战略性减排可能是导致边界污染的重要成因，进一步深化了边界污染效应的分析范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边界污染的形成机理和潜在路径。第三，本文检验五年规划环境考核对省域边界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可能的内在机制，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五年规划这一中国独特制度的经济成果的相关文献。
本文从省域边界的环境外部性这一全新的视角解释了长期以来中国环境治理不足的原因，对环境治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第一，省域边界的环境外部性给予地方政府在环保考核压力下实施战略性减排的机会，相关政府部门应提高边界地区的环境治理力度，降低工业企业污染转移的动机和能力，同时通过区域生态补偿以及主体生态功能区建设等措施，以弱化边界地区的环境污染外溢。第二，边界污染的本质是地方政府有意识地进行污染转移以获取经济、环境和政治红利的一种套利行为，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环境治理垂直管理方式弱化地方政府的套利空间，并完善对地方官员的环保约谈、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环境监督机制。第三，晋升锦标赛机制激励了地方政府实施战略性减排的动机，将环境绩效科学地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实现晋升政绩指标的多样化，将有助于缓解边界污染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