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学校长袁亮也表示，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仍将达50%，2050年占比40%。“今后较长时期内，煤炭仍将是我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基石，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能源绿色发展的最现实选择。”
早在2016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就提交了关于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提案，并得到国家高度重视。如今3年过去了，他表示：“随着推动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产业化发展，煤炭安全高效绿色开采与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大幅提升，我国煤炭由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发展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如其所言，燃煤电厂超低排放、高效煤粉型工业锅炉、现代化煤化工、洁净型民用灶具与型煤等技术日趋成熟，多样的清洁化手段正在得到推广。
“我们已投入近20亿元用于清洁化技术攻关。”全国人大代表、兖矿集团董事长李希勇称，通过高效转化实现精细化工品生产以及散煤清洁燃烧，是兖矿推行清洁化利用的主要途径。“例如面向量大面广的民用散煤，采取‘改性洁净型煤+新型解耦环保炉具’的新路径，可降低烟尘排放95%以上、二氧化硫排放60%—95%。既实现煤炭前端洁净加工和提质改性，也可控制中端燃烧过程、后端污染物排放。”李希勇透露，下一步还将推动煤炭向新能源转化，“初步计划投入10亿元，用于煤炭制氢及下游氢气储运、氢燃料电池等研究。”
作为世界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工程，国家能源集团宁煤集团400万吨/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也是清洁化利用的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宁煤集团董事长邵俊杰介绍，一期工程已于2018年第四季度实现转固，“仅去年，我们就做了上万项技改，以保证达产达效。除停产检修等情况，平均负荷现已达到90%左右，实现安全、稳定、清洁生产。”“基础研究好比搭积木，若在最下面放一个球，整栋房子就很难建起来”
进展有目共睹，清洁化利用的步伐却仍待加速。多位代表、委员不约而同指出，由于关键技术支持不够、基础研究相对缺乏、传统观念尚未扭转等原因，我国煤炭清洁化利用痛点长期存在。在袁亮看来，因基础研究相对薄弱，关键核心技术支持不够，目前对颠覆性技术的创新研究依然不足。“例如，目前的碳捕集封存与利用技术，离规模化、全流程示范应用仍存在较大差距，捕集成本十分昂贵。煤制特种燃料、转换效率提升、节水降耗等关键技术也有待突破，部分核心装备卡脖子问题严重。”
这一说法得到刘中民的赞同。“到目前为止，我们连煤炭的基本结构也未彻底研究清楚。看起来一块黑乎乎的煤炭，到底由哪些物质构成、具体分子结构什么样，至今也没能给出清晰回答，仅靠热量、灰分等简单指标过于粗放。”刘中民进一步告诉记者，基础研究缺失，主因之一是支持力度不足，长期以来在此方面的投入，并未与煤炭在能源结构中所占的地位相匹配。“煤炭及下游链条的反应千变万化，换一种催化剂就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产品。基础研究好比搭积木，若在最下面放一个球，整栋房子就很难建起来。”
因技术、研究受限，同质化、低端化等影响也逐渐浮现。以清洁化利用的重要方向——现代煤化工为例，全国人大代表、延长石油集团董事长杨悦坦言，行业目前的确存在产能过剩、产品重复等隐患，“一个好的产品、一项好的技术出来，很多企业可能蜂拥而上。但创新是买不来、等不来的，永远跟着别人走，大宗、低端产品必然很快陷入同质。”
围绕现存制约，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煤炭清洁化利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国家从战略、技术、管理等多个层面高度重视。”姜耀东如是说。刘中民则称，清洁化利用并非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其中既要鼓励产业发展、技术支撑，也需开展长线的基础性、探索性研究，“这不是建几个项目、工厂就能解决的问题。要真正实现清洁化，最基础的工作必须有人来做，在此基础上通过升级换代，才能形成技术与产业良性互动。”
在强调创新的同时，邵俊杰认为市场开拓同样值得重视。“尤其在转化方面，现有煤化工产品仍偏低端，高端产品及技术多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我们不得不依赖进口。对此，一方面要关注核心技术，特别是下游化工产品的技术提升，用创新突破壁垒。另一面，与购买奢侈品道理类似，因市场容量有限，越往高端走剩余空间越小。因此也要积极开拓市场，避免出现新的同质化竞争。”
李希勇则提出，鉴于洁净煤制备和清洁燃烧的部分产品与技术已获成功，建议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的原则，鼓励支持这些技术产品的推广应用。“在符合环保指标的前提下，给予地方政府、用户更多的选择权，允许市场准入，并建设清洁煤示范区，更好发挥煤炭资源保障作用。”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神火集团董事长李炜呼吁，进一步提高社会对煤炭清洁化利用的认识。“我国大力推动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已提前两年完成‘十三五’总体目标，这说明通过合理技术，煤炭足以实现清洁利用。是时候扭转‘傻大黑粗’的传统认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