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我们需要为前景光明但尚未实现突破的领域提供更多研发资金。努力可能白费，但只要一个领域成功就值了。
随着环保运动“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加大力度说服政府把气候变化视为国家紧急事件，伦敦人已经习惯了看到一些额外的混乱场面。活动人士在议会脱光了衣服，破坏了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总部的入口，还扰乱了伦敦周边整体的交通和火车服务秩序。
很容易将这些抗议者的行动讽刺为一群富裕的英国人(其中很多人拥有专业背景)要求公众做出一项克制物欲的重大举动——该举动主要影响的是那些经济状况不如他们的人。
尽管过去30年付出了一些努力，但世界在遏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方面仍未取得多大进展。没错，欧盟28国在1990年至2013年间把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12%，至3.42千兆吨，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也有所收敛。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数亿人脱离贫困，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44千兆吨增加到了10.27千兆吨，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加。北京方面的“一带一路”倡议(BRI)设想建设数以百计的新燃煤发电站，其中240座在2016年正处于建设中。总体而言，全球碳排放量增加了60%。
“反抗灭绝”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让发达国家进入备战状态。他们希望英国定下一个不可变更的目标：在2025年前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英国在未来6年报废3800万辆汽油和柴油汽车。为了确保实现该目标，他们倾向于让民主政治靠边站，支持由“公民大会”来领导环境方面的行动。
这一环保运动始终存在清教徒的一面，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过一种更俭朴的生活，鉴于这一点，“反抗灭绝”吸引了简朴的坎特博雷前大主教罗温•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等人的支持或许并不奇怪。但人们也有很多理由相信，简朴生活、克制物欲根本解决不了这个具体问题。
首先，这场战争不会在英国取得胜利，甚至不会在整个欧洲和美国取得胜利。几乎所有排放量增长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对这些国家而言更紧迫的任务是发展经济——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我们自己去碳化的方式已经使我们本可以动用的一些工具失效了。我们是通过将生产外包到发展中国家成本更低、碳排放量更大的地区，减少了自己的排放量。
现在需要的是不一样的方法。某种形式的碳排放税将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更有效的机制——要么把生产转移到发达国家，要么在中等收入国家设定同样的环境标准(作为免关税准入的代价)。这种方法不一定要应用到所有行业;可以只针对钢铁和石化等能源密集型产业。毕竟，我们目前还在愚蠢地补贴这些行业的本土企业，以免它们倒闭。
其次，我们需要承认，我们还不具备可实现预期目标的技术。这意味着要更明智地使用公共资金。
我们已经在海上风能和太阳能电池板等现有技术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这些技术可以缓解、但无法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约20%的电费用于支付遗留的补贴成本，这对较贫穷的家庭是一个重大负担(这种负担助长了一种敌视环保主义的民粹主义政治)。
我们需要让支出与企业利益脱钩，为氢、核能和太阳能薄膜等前景光明但尚未实现突破的领域提供更多研发资金。相关努力可能全部付诸东流，但只要一个领域取得成功，我们就将获得远超于付出的回报。
只有当我们真的没时间了时，忙活起来才有道理。但是，尽管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越来越坚决地要求采取行动，但该组织尚未大幅缩短时间表。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抗灭绝”跟气候变化“否认派”一样拒绝接受专家意见，不过两派努力的方向是相反的。鉴于该问题的复杂性，脱离科学轨道是没道理的。
最后一点，他们指责民主制度分歧过大，办不成事。当然，去碳化将付出高昂代价——这要求政客们有勇气说出实现该目标的代价。但历史表明，我们可以在必要时快速采取行动。在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瑞典建造了一批核反应堆，在短短16年内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削减了75%。
不用对选民负责的政权会比瑞典做得更好吗?谁知道呢，但令人沮丧的历史表明事实恰恰相反。环境恶化和威权政治往往同时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