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煤电的现状，可以用三个50%来概括。
截至2018年底，全球煤电总装机容量20.05亿千瓦，而中国的占比将近50%;中国的煤炭总消耗量中，主要是电力行业耗煤，占50%。
第三个是煤电在中国的电源结构中占比超过50%。其实，这个数字已经下降不少，2013年是63.3%，2018年是53%，预计到2020年会降至50%。下降到这50%的煤控过程并不容易，一开始只有大方向，后来在摸索中才逐渐细化。
除了严控煤电规模，煤控另一大要义在煤电自身的产能优化、节能减排上。2016年之前上大压小，2018年加快淘汰30万千瓦及以下的落后煤电机组，这些优化过的产能中，超低排放机组有7.5亿千瓦，占了全国煤电装机比例75%。放眼全球，中国当今在超低排放的技术上也是非常先进的，使我们煤电的排放水平达到燃气轮机的水平。
煤控的成效很明显，与之对应的就是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从2013年开始，整个电力行业的污染物排放减少了80%以上，占全国污染物排放比例从2013年的35.43%降到了2017年的8.87%。
煤控的效果不错，但仍面临不少挑战。
中国煤电厂每年发电利用小时数还不够经济。从2016到2018年，这一数字在4100-4300小时左右徘徊，不仅低于印度的6000小时，也低于美国和欧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最低值。
利用小时数这么低，并非因为这几年的环保督查的关停——不合规的电厂关了。其实，其他电厂可以多开机，增加总体利用小时。利用小时数低主要说明煤电供给大于需求、煤电过剩了，所以利用率降下来了。
即便煤电过剩、政府控煤，但煤电每年仍然保持较大幅度的惯性增长。2019年预估增长率2.77%。我们判断2020年以后煤电的增长趋势还会惯性持续下去，时间多长、幅度多大，不好说。
惯性增长外，2015年是比较特殊的一年。当年新增煤电装机6776万千瓦，增长率陡然增高，达8.14%。背后的原因主要是2014年，国家将火电站核准权从国家能源局下放到省级政府。2015年立即涌现一大批项目核准。因为一个煤电厂投资几十个亿，能拉动地方政府上百个亿GDP和几亿的税收，对地方的吸引力很大。
到了2015年10月，国家要求各地严控火电项目，修改煤电总量控制目标，但开始时没有明确的考核指标。所以10月份以后地方该核的核，该建的建，并且个别地方出现了未核先建、未批先建、批小建大、核小建大的情况。
2016年8月，能源局、发改委发文，要求各地发改委上报过去两年所有核准的项目，重新从微观项目管，逐一挑项目，砍项目。一直到2017年8月，国家发改委发了一个《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的意见》，要求停建和缓建煤电产能1.5亿千瓦，等于把煤电的“准生证”从地方收回来了。
很多核准项目已经开工，于是造成了现在煤电大量资产搁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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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位给清洁电力
要使煤电逐渐让位给非煤清洁电力，非煤清洁电力能不能顶得上来是关键。
风电、光伏、天然气等非煤清洁电力，对电力行业而言都存在不够“靠谱”的一面，比如光伏，当夏季傍晚用电高峰来临时，由于光照少，发电量反而满足不了用电负荷，风电也存在类似问题。
目前，各种非煤清洁电力年新增电量2500亿度左右，能够满足3%-4%的年增电力需求，而2018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8.5%，创7年来增速新高。
如果用电需求一直如此高企，那就无解了。但我们认为电力高持续增长不可持续，未来需求增速将进一步放缓。
我们预测的增长趋势是2019-2022年，用电需求增长在4.5%-5%间徘徊，未来总体上降到5%以下。如果以这个趋势，到2022年以后，清洁能源能够满足我们的新增电力需求。而到了2025年以后就完全不需要煤电来补电量了。
以后，煤电机组将由电力型向电力电量型转变，向为清洁电力提供辅助服务、保障灵活性、可靠性转变。
不同级别的机组承担不同的作用，具体而言，30万千瓦以下排放达标的小机组主要承担供热功能，也可根据区域电网灵活性需求改造成可多次启停的机组，参与区域电网启停调峰;30万-60万千瓦亚临界机组进行灵活性改造，全力满足未来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并网下电力系统的灵活性需求;60万千瓦以上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是基荷机组，要保证在经济区间运行。
但对是否还要增加煤电、煤电何时达峰，业内还有争议。不同利益背景下的机构做出的预测不一，国网预测在常规情景下，2025年达峰;中电联预测更晚些的2030年达峰。
还有一个争议是，二氧化碳减排的大背景下，清洁利用的煤炭是否也是清洁能源，是否能够享受清洁能源的相应政策，都没有明确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