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能源行业从业者来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公布的2018年世界能源消费情况令人鼓舞：全球能源消费量达到138.65亿吨油当量，同比增长2.9%，其中各种化石能源品类消费均有所增长(煤炭消费增长1.4%，石油消费增长1.5%，天然气消费增长5.3%)。但是，化石能源消费增长也刺激碳排放量增加2%，达到336.8亿吨的历史高位，创下2011年以来的最快增速(相当于全球乘用车保有量增加1/3带来的碳排放量)。
在全球气候变暖恶果日渐显现、气候变暖日益引发关注的当下(今年5月3日，夏威夷莫纳罗亚监测的二氧化碳数据达到415.09ppm，是至少80万年来的最高水平)，2018年全球能源行业碳排放的大幅反弹是让人失望的。在当天的发布会上，斯宾塞·戴尔先生在演讲中用了一个略带悲观的题目：“能源2018：通往不可持续之路(Energy in 2018：an unsustainable path)”，同时颇为无奈地说：“未来很让人担忧。”
读完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笔者有三个方面的突出感受：
实现《巴黎协定》升温控制目标难度极大，除非有更强有力的政策出台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测算，如果要将人类造成的温升幅度总量控制在不超过1861年至1880年间温度的2摄氏度，需要将1870年来所有人为来源的二氧化碳累积排放量控制在约2.9万亿吨以下，而人类到2011年已经排放了大约1.9万亿吨二氧化碳。如果人类没有采取任何特别行动，按照目前碳排放趋势延续下去，地球大气中的碳浓度在未来20年内将达到危险的临界值。
基于此，IPCC去年10月发布的报告认为，为了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到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应下降约20%，并在2075年左右达到零净值;如果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应下降50%，并在2050年左右达到零净值。
要实现《巴黎协定》升温控制目标，全球能源系统必须加速低碳化转型。但目前全球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趋势却呈现出与《巴黎协定》升温控制目标相背离的图景：2018年全球能源消费仍在快速增长(多数机构报告预测到2040年全球能源消费将增长30%至40%)，这预示着全球碳排放仍将保持持续增长。例如，埃克森美孚预测2040年能源领域二氧化碳排放仍将达到360亿吨，与IPCC的期望值差距巨大。
从斯宾塞·戴尔的介绍中还可以看到另一个危险的趋势。2018年全球能源消费激增，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多个地区极端气候增多(去年美国出现的酷热或严寒日子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多的;中国和俄罗斯在2018年也出现更大的温度波动)。上述气候异常似可视为一个偶然现象，但也有人担心这与全球气候变暖存在联系，如果这一假设被证实，那意味着人类将面临“能源消费增长—碳排放增加—酷热严寒天气增多—能源消费更快增长”的恶性循环，全球气候治理形势将变得更加艰巨复杂。
很显然，如果没有更加激进的政策出台，人类社会正在与《巴黎协定》制定的目标渐行渐远，未来面临的气候风险也会逐步增大。遏制全球气候变暖迫切需要全球一致的减排行动，然而，在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渐嚣尘上的今天，全球一致行动能否达成，无疑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再电气化对能源低碳转型的贡献需要重新评估，能源全产业链的碳减排更为重要
在很多人印象里，再电气化和发展可再生电力是新一轮能源转型的重要特征。从BP年鉴披露的数据来看，尽管2018年可再生能源电力增速高达14.5%(远高于煤电的3.0%和气电的3.9%)，但无法弥补其他化石能源发电带来的碳排放增加，去年全球电力系统碳排放增长了2.7%。
尽管近年来可再生能源飞速进展，但由于可再生电力整体规模仍然偏小，且全球电力需求仍在较快增长，全球非化石能源发电(36%)和煤炭发电(38%)占比基本上与20年前基本持平。与十年前相比，全球电力领域碳排放增加了将近15亿吨。
因此，斯宾塞·戴尔先生在发言中也对电气化战略进行了反思，认为没有电力脱碳化的电气化作用有限(Electrification without decarbonizing power is of little use)。而电力系统去碳化仅依靠发展可再生能源是远远不够的。根据BP测算，要实现电力系统碳排放不增加，全球可再生电力规模需要在过去3年基础上再增加1万亿千瓦时(相当于2018年中国和美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这显然难度极大。实际上，部分国家近期由于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调整，可再生能源发展开始出现阶段性的放缓迹象。例如2018年德国风力装机仅增加3.9吉瓦，低于2014年以来每年5吉瓦的平均规模。中国受光伏补贴政策影响，2019年一季度光伏新增装机为5.2吉瓦，与去年一季度9.65吉瓦相比，降幅达到46.1%。
值得关注的是，德国能源署原署长斯蒂芬·科勒近期也撰文对电气化进行了反思，认为德国能源转型犯下的一个很大的政策错误，就是追求全电气化战略。科勒先生认为，仅用电力作为工业、建筑供暖和供冷是不可行的。电动汽车并不是实现无二氧化碳排放机动车的唯一途径。天然气、沼气和未来的氢气与电力一起构成了多种能源的综合体，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提供电力、热量、冷量和机动车能源。
综上所述，推动能源系统低碳转型，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推进电力系统脱碳化，积极探索发展风光可再生电力、推进燃料转换(BP认为可再生电力翻倍的碳减排效果与将10%的煤电机组改为气电机组的效果类似)、“化石能源发电+CCS”等多种电力系统脱碳化路径。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电气化并非能源转型的全部，我们要从节约能源消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生物质能源(包含脱碳天然气)、氢能等其他能源多方面入手，提供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低碳转型方案。
中美是全球最重要的两大能源生产消费国，对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具有重要意义
从BP年鉴披露的数据可以看到，中美两国在能源生产消费以及碳排放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能源消费情况看，美国2018年能源消费达到23亿吨油当量，占全球比例约16.6%。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2018年能源消费达到32.73亿吨油当量，占全球比例约23.6%。两国能源消费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40%左右。
近年来，美国在全球油气供应方面的影响力日益上升。2018年美国石油产量增加了220万桶/日，同比增幅16.6%;天然气产量增长了860亿立方米，同比增幅11.5%，美国油气供应增量占全球油气供应增量的65%左右。而中国在全球油气消费领域的地位也日益重要，2018年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增速分别达到5%和17.7%，新增油气需求占到全球新增油气需求增长的30%。中美两国对全球油气市场均具有巨大影响力。
从碳排放情况看，美国2018年燃烧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达到50.17亿吨，占全球比例为14.9%。同年中国燃烧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为94.196亿吨，占全球比例为28%。中美两国碳排放占全球的比例高达43%。两国过去一年碳排放均有所增长。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在全球能源消费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国未来在能源领域和碳排放方面采取的举措，对遏制气候变暖具有决定性影响。当前，中国是《巴黎协定》的积极践行者，提出了碳排放在2030年前后达峰并争取尽早达峰的目标。而特朗普政府却退出了《巴黎协定》，根据EIA新近发布的能源展望报告，美国到2050年碳排放基本保持稳定，仅比目前下降4%左右。
当前中美经贸摩擦仍在持续，一些机构还有对两大经济体全面“脱钩”的悲观判断。仅从全球应对气候变暖进程来说，我认为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在日益紧迫的全球气候变暖危机面前，人类已越来越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放弃成见，消弭纷争，携手共同应对气候危机，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唯一正确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