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我国节能减排与能源紧缺形势严峻。一方面，我国已成为CO2排放世界第一大国，若要兑现我国政府在《巴黎协定》中的承诺，需大幅降低汽车的碳排放。而动力电池电动汽车的推广，仅可以降低乘用车领域的碳排放。虽然商用车数量不到全部车辆的1/5，但燃油消耗却接近一半，因此需要明确有效的措施降低商用车领域的碳排放。另一方面，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超过70%，能源安全形势严峻。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必须降低商用车特别是中重型载货车对柴油的依赖。
其二，技术发展已经成熟。研究表明，基于当前的技术路线，如果能够大规模产业化，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成本可与柴油机相当，而氢气的产、输、供成本可与柴油相当，因此制定较大规模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化的规划基础已经形成。
其三，我国具有发展燃料电池汽车的独到优势。与动力电池电动汽车可以使用现有的供电网络不同，发展燃料电池汽车需要重新建立氢的供应系统。我国正处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因此在可用于建设基础设施的财力物力方面具有优势。另外，我国风电光伏发展迅速，有大量的碎片化能源需要消纳，可以用于制氢。我国还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化学工业体系，每年产生大量的工业副产氢。同时，我国还是全世界最大的商用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市场，无论是市场规模还是企业实力，都足以支撑发展燃料电池汽车。
其四，我国有10年产业化推广动力电池电动汽车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合理处理政府推动与市场拉动的关系、产品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生产与应用的关系。同时，也有助于在燃料电池汽车领域更科学地运用政府补贴。首先，补贴应适度，过少则推动力差，过多易引起分散重复，甚至出现“骗补”现象。其次，应对补贴总量进行规划，制定预算，既不过多加重财政负担，也不过分拉长补贴下发周期，造成企业财务困难。再者，不要让地方政府补贴车型，以免催生地方保护，地方政府更应该做的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长途客车也是燃料电池汽车发展的重点车型。与重型载货车相同，长途客车也不适合使用动力电池作动力，而且运行线路相对稳定，管理相对集中，适合发展燃料电池车型。
如果将商用车特别是重型载货车作为燃料电池汽车的主要突破方向，需补充完善燃料电池技术路线。虽然笔者不是这方面专家，但想提出两点。一是液氢路线。由于重型载货车需要800-1000公里的续驶里程，压缩氢气路线不能满足这一需求，成本太高。因此需要重视液氢路线，缩短氢气过渡过程，提前谋划液氢系统汽车产品的设计和基础设施建设。二是电电混合的程度。燃料电池技术如果用于乘用车和物流车，行驶工况复杂、储备功率大，可以采取适当缩小电堆、加大电池容量的技术路线;如果用于重型载货车，则需要更多考虑高速公路长途行驶的工况，合理设置燃料电池电堆的功率额度和电电混合的程度。
产业化推广阶段与前期的技术准备、少量试点阶段不同，需要规模市场来支撑。笔者大胆建议，以2025年左右累计生产50万辆为规划目标。在产业化推广阶段，由政府指定个别地区少数企业重点突破。设定50万辆为目标，可以保证在几个重点区域内达到10万辆规模，使燃料电池汽车研发、生产和氢的制取、输送、供应系统，达到一定的市场规模，从而实现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政府还可以按50万辆制定补贴规划，达到50万辆后不再补贴，避免当下动力电池电动汽车发展中出现的数量发展过快、财政补贴左支右绌的尴尬状况。在当年《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的制定过程中，也存在第一阶段要不要制定50万辆为规划目标的争论，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还是明确得出50万辆为全国产业化推广最低规模的结论。实践证明这一目标的确定非常重要。笔者并未低估建立氢的制、输、供系统的难度，如果出现制、输、供系统跟不上的情况，建议宁可适当推迟实现第一阶段目标的时间，也不要减少第一阶段规划的数量目标。
在燃料电池汽车发展中，汽车行业(包括燃料电池汽车及部件制造企业)、能源行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各有分工，各司其职。汽车行业应聚焦燃料电池汽车的研发制造;能源行业可聚焦氢燃料的储存、运输、供应系统;中央政府的重点应是国家战略规划、氢能源管理、相关标准法规制定、优惠政策制定以及适当的政府补贴;而地方政府应致力于区域规划的制定、区域内氢燃料储运供系统的建设，以及在国家标准法规尚未制定前以地方标准法规形式摸索经验。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跨界发展常被人推崇，但笔者认为，行业企业可以通过跨界整合获得技术来源，但业外企业想越俎代庖往往难以成功。
(作者系世界汽车组织OICA第一副主席、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原常务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