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建设的特斯拉德国超级工厂，继1月因二战遗留炸弹触发安全隐忧之后，2月中旬又因伐木争议再一次拖延了工期。
对比特斯拉上海工厂的“中国速度”，人们不禁质疑德国还是不是那个以严谨和效率著称的工业强国。在下一轮技术进步方向尚不明确、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今天，这类所谓“正确的错误”，越发显得不合时宜。
以环保之名
德国，或者说整个欧洲，是全世界汽车市场的重要板块之一。根据美国信息处理服务公司(IHS)的相关数据，欧洲汽车销量占全球市场总规模的25%左右。随着欧洲多国推动交通电气化战略并为车主提供补贴，继中国和北美之后，欧洲的电动汽车市场也成为了各方角力的主战场之一。作为电动汽车领域的明星，特斯拉当然不会错过这一机会。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2019年11月宣布特斯拉欧洲首座超级工厂落户柏林时，柏林副市长拉莫娜·波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有眼光的人来柏林!欢迎来到大都市区，特斯拉!”
特斯拉德国超级工厂选址在柏林以东，即前东德地区的格林海德。特斯拉斥资4091万欧元购买了大约300公顷的土地用于工厂建设。建成后，超级工厂预期能够为当地提供1.2万个工作岗位，汽车年产量将达到50万辆。这对于该地区而言无疑是一个大好消息。
然而，超级工厂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2020年1月，数枚二战时期未爆炸的炸弹在工厂建设过程中被发现，并在几天后被安全引爆。然而比起炸弹，当地居民的忧虑对于工厂建设造成的阻碍更甚。
当地居民的忧虑主要有两方面：首先，特斯拉工厂每小时用水量达到372立方米，由于当地水资源本就不丰富，居民担忧这可能会导致饮用水出现供应或污染问题;另外，这300公顷的土地大约有92公顷是松林，因为工厂建设，这些树木都需要被砍伐清理，当地环保组织“勃兰登堡绿色联盟”担忧，这可能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恶劣影响。
当地居民的忧虑和抗议持续发酵。2月15日，德国高级行政法院命令特斯拉应当立即停止施工，直到法院对“勃兰登堡绿色联盟”的申诉做出最终的裁决。这一决定立即引发了广泛忧虑。一方面，当地官员担忧这一潜力巨大的超级工厂项目本身出现延宕，影响当地就业和经济;另一方面，超级工厂项目如果进展不顺利，会使得潜在的国外投资对德国项目更加谨慎，从而对德国未来经济造成更深远影响。
其中更加值得玩味的是，抵制生产绿色环保电动汽车的超级工厂的原因，竟然是绿色和环保本身——尽管特斯拉已经在工厂建设过程中采取了符合环境标准的各项措施，包括噪音限制、动植物保护等等。
对于特斯拉来说，幸运的是，法院2月20日便裁决特斯拉可以继续施工，工程延宕5日后，风波暂告一段落。
不断重复的故事
虽然特斯拉工厂停工事件成了产业界的大新闻，但是德国媒体对这件事的反应其实相当平静。浏览德国主要媒体网站，对于这一事件的报道深度和关注度都相对较低，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德国乃至欧洲社会屡见不鲜。修了4年还没有完工的一条200米长的公路、永远都在改造中的交通枢纽、遥遥无期的新地铁线路……比起一些“史诗级”延宕工程，特斯拉停工事件甚至都算不上波折，而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德国柏林新机场项目。
2010年，柏林新机场因为建设集团破产而工期延宕。2012年，在万众期待的柏林新机场终于即将竣工交付的26天前(主要航空公司都已经从数月前就开始售卖该机场始发机票)，却因为烟雾报警系统和通风系统未通过安全验收，消防系统本身因为接线问题成了最大消防安全隐患，导致未能交付。时至今日，因为预算流程等问题，消防系统仍未完成整改，人们仍未看到新机场交付的曙光。
屋漏偏逢连夜雨。土木工程建设的质量问题、管理层不断更迭、机场的主要使用者柏林航空在2017年破产清算等等，都让新机场的交付更加渺茫。在长达8年的等待期中，机场的很多设施尚未使用就已经在长期放置中达到了使用寿命，这些设施都需要额外的投资去更换。
2018年，新机场更换了750块达到设计寿命的航班信息显示屏，并为此付出了超过50万欧元的代价。按照目前的工程进度，新机场在2020年10月交付使用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有公众建言，将新机场拆毁重建也比修修补补竣工快得多。
斯图加特火车站改造项目则是另一个著名案例，包括巴登-符腾堡州州长在内的当地政要甚至连出席奠基仪式都不愿意。该项目自1994年启动，1997年一家工程建设公司以25亿欧元的价格中标。然而，伴随着漫长勘探及审核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到2010年，预算暴涨到了100亿欧元。
此外，由于保护古迹(斯图加特老火车站是德国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树木、安全隐患等各种原因，围绕斯图加特火车站项目的抗议示威不断，2010年甚至还出现过防暴警察用高压水枪镇压示威者的情况。直到2012年，这一项目才开始顺利施工，并预计于2021年完工。可到了2018年，这一预期又改为2025年。
“正确的错误”
如果仅仅去看德国每一个拖延项目的技术细节，会发现拖延的具体原因都具有高度复杂性。然而如果尝试抽离细节，就会发现，所有的延宕都有一个共同结构：次要的因素对整体的发展形成否决，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然而这些次要因素的否决权，又有其十足的“正确性”。
就特斯拉项目而言，当地居民保护水资源、保护森林和生态当然都是正确的，是他们无可指摘的权利;就柏林机场项目而言，不轻易增加预算、不做系统性的整改无疑也是对投资最负责、最稳健的做法。
事实上，在工程建设领域之外的其他议题上，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类似“正确的错误”也不少见，包括对可再生能源极端追求的态度、对不可持续的高福利的不断投入等等。
有分析人士指出，“正确的错误”的确具有现代性，一方面体现了社会成员对于社会事务的责任心和参与感，另一方面则体现了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充分的互相尊重。这些“正确的错误”所赋予的否决权使得社会弱势群体的声音能够得到重视，从而形成良性的社会协商。但与此同时，“正确的错误”带来的结果往往是次要矛盾压制或延后了主要矛盾的解决，从而限制了一个企业、社会乃至地区的长远发展。在德国以及欧洲，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家顶住“正确的错误”，把主要矛盾作为主要议题，肩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