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未来部分垃圾焚烧发电厂“吃不饱”的一个缩影。
根据磐之石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磐之石”)发布的《错误的激励——再论终止垃圾焚烧发电电价补贴政策的必要性》(以下简称《报告》)，如果上海的垃圾分类回收效果未来五年在更多的城市展现，终端焚烧处理垃圾总量将较原有趋势出现下降，从而削减建设新焚烧厂的需求。
磐之石创始人赵昂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垃圾焚烧项目在‘十三五’期间大规模的上马，未来存在产能过剩的风险，投资方有可能收不回成本。如果建设过多的焚烧厂，却没有足够的垃圾来烧，可能造成焚烧厂运行小时数降低，形成类似于煤电行业的‘搁置资产’。”
可焚烧的垃圾量减少
6月10日，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发布会上提到，“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2011-2020年)，我国垃圾焚烧厂的数量增加了303%，焚烧处理量增加了577%。
2010年我国在运行焚烧厂104座，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量约2300万吨/年;到了2019年为401座，处理量1.2亿吨/年。十年间，城市生活垃圾中焚烧处理占比由18.8%上升至51.2%。
截至2020年6月1日，我国在运行的垃圾焚烧厂总计455座，过去5年间焚烧厂数量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5.6%。
据环卫科技网统计，仅2019年全国共开标114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总投资逾600亿元。这百余个项目将会在2020-2021年间建成投产，预计新增垃圾处理规模12.8万吨/天、4600余万吨/年，年度垃圾处理补贴费用预计30亿元。
同时，为争夺项目、抢占市场，多家企业也以几近疯狂的中标价，不断刷新行业的“底线”。2015年8月，绿色动力(10.350, -0.15, -1.43%)以26.8元/吨的垃圾处理费单价，中标蚌埠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当年12月，三峰环境(10.160, -0.23, -2.21%)中标的绍兴垃圾焚烧热电联产项目仅为18元/吨，再次令同行咋舌。据悉，1吨垃圾的处理费用一般应在65元~80元左右。
多位行业人士曾对此表示，如此低的中标价格完全不是良性的，后期项目的运营质量和环保达标也令人担忧，此类恶性竞争的现象值得警惕。
在此背景下，磐之石曾多次呼吁终止垃圾焚烧发电补贴，其发布的《报告》从多个方面论述了终止相关补贴的理由，并表示焚烧处理规模在“十四五”(2021-2025)末可能见顶，甚至出现产能过剩的风险。
《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每座垃圾焚烧厂的年平均运行天数在280天上下浮动，垃圾焚烧厂的处理能力还有较大的挖掘空间。假设所有焚烧厂平均年工作天数可以达到330天，那么焚烧处理能力将会有可观的提升，可以间接避免未来进行更多的焚烧厂建设。
同时，上海2019年下半年的垃圾分类实践显示，干垃圾处置量在2019年底比2018 年底减少了17.5%。可以焚烧的垃圾量在减少，进入焚烧厂的垃圾组分也发生了大的变化，焚烧效率有所提高。
《报告》认为，如果上海的垃圾分类回收效果未来五年在更多的城市展现，终端焚烧处理垃圾总量将较原有趋势出现下降，从而削减建设新焚烧厂的需求。因为随着分类回收政策的执行，在增加堆肥和厌氧发酵等处理量、提高回收率的同时，也会降低填埋处理的压力。而现有1.17亿吨填埋设施有处理垃圾的惯性，很难减少填埋量来给焚烧厂提供更多可处理的垃圾。
赵昂向记者表示：“过去五年是垃圾可持续管理拖后腿的五年，垃圾焚烧裹挟着整个行业走的太快，国内已经有一半的垃圾通过焚烧进行处理。我国焚烧处理占比，在国际上已经处于第二梯队，仅次于日本(72%)。”
“如此快速的发展垃圾焚烧发电，在很大程度上也挤压了垃圾前端减量、分类、回收和循环使用为主导的可持续垃圾管理体系建立的空间。”上述《报告》指出。
零废弃联盟发起人之一毛达博士也表示：“垃圾管理首先要有明确的目标，即减少填埋量和焚烧量。之后，需要建立起优先次序原则，最优先的是源头减量，其次是资源回收利用，然后才是能量的回收利用(垃圾焚烧发电)，最后是连能量回收也不做的处置方式。同时，垃圾管理过程中还需要注意‘综合性’，如技术的综合性、社会参与的多元性等。”
产能过剩?
在近年垃圾焚烧高速扩张的盛宴中，资本无疑是重要的推动力量。
目前，国内旗下在运行垃圾焚烧厂超过10座的企业，大多已通过在A/H股上市，来为其扩张提供更多的“血液”。
如光大国际(0257.HK)、绿色动力(1330.HK，601330SH)、三峰环境(601827.SH)、伟明环保(23.140, -0.26, -1.11% 603568.SH)、启迪环境(8.390, -0.11, -1.29% 000826.SZ)、旺能环境(19.900, 0.72, 3.75% 002034.SZ)、瀚蓝环境(25.000, 0.52, 2.12% 600323.SH)、中国天楹(5.590, -0.11, -1.93% 000035.SZ)等十余家上市公司，都曾从资本市场募资数亿元到数十亿元，用于垃圾焚烧项目建设。
2019年底，光大国际在运营数量为83个，在建31个，筹建30个;绿色动力在运营项目21个，在建8个，筹建14个。启迪环境虽未直接披露相关数字，但其表示存在逾140亿元的在建工程，主要是固废在建项目。中国天楹和瀚蓝环境的在建工程余额，也都超过40亿元。
不过，在行业高歌猛进的同时，有些项目已经出现“吃不饱”的现象。
旺能环境近期公告显示，公司2017年募资14.76亿元建设项目中的攀枝花、台州二期和河池三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截至2019年末产能利用率分别为55%、80%和93%。攀枝花项目的实际效益仅为承诺的1/3。该公司解释称，“主要系垃圾量暂时不及预期、产能利用率不足所致”。
对于未来焚烧发电行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的风险，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秘书长郭云高表示：“产能是否会在未来出现过剩，目前还不好判断。之前有些声音说，国内可能需要1200座、甚至1500座的焚烧厂，但我认为不能完全按照原来的趋势去判断。”
郭云高继续说道：“因为源头管控和垃圾分类的工作已经开始，垃圾增量很大的趋势是不是还会延续，值得观察。同时，焚烧作为主要的末端处置手段之一，也肯定会长期存在。所以我估计达到1000座的可能性是有的。”
“不过未来五年(‘十四五’)焚烧厂是否会达到1000座，是否会出现产能过剩，还有较大变数。如可再生能源补贴退坡的预期、环保监管趋严等，都会对行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郭云高指出：“将垃圾焚烧厂年均运行天数由280天提升至330天来应对垃圾增长，能缓解未来增量垃圾的部分压力，但做不到结构性的缓解。因为焚烧厂处理垃圾的范围是区域性的，如一个焚烧厂能运行330天，供应他的垃圾量只够烧300天，剩余30天的垃圾不太可能从其他地方运过来，这违背了现有固废管理的原则。”
环保行业专家张晓文也表示：“垃圾分类实施后，去焚烧厂的垃圾会出现较大的减量。但每个焚烧厂都有一定的服务半径，比如上海未来的富裕焚烧产能，不太可能去烧外地运来的垃圾，部分没有焚烧厂的地方还是需要建设。而且许多地方的焚烧厂并不是一次上马的，会根据人口和经济情况，分期逐步建设。”
对此，磐之石方面表示：“焚烧厂的服务半径其实就是单位运输成本的合理性问题。如果把分类做好，干垃圾占比高，运输单位成本会进一步下降，服务半径不会成为主要制约因素。”
张晓文还指出：“像北京、上海的垃圾焚烧处置比例已经很高了，随着垃圾分类的落地，未来产能降低一些是有可能的。当然，也要结合各个城市的人口、人均垃圾产生量增长等具体情况来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紧补贴、严环保
牵动众多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神经的另一个因素，是电价补贴。
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将垃圾焚烧发电作为生物质能源纳入了补贴范围，在燃煤标杆电价基础上给予额外资助。
发电收入历来是企业收入的“大头”。从2012年起，入厂每吨垃圾折算280千瓦时，统一标杆电价为0.65元/千瓦时，其中国补部分补贴约0.15元/千瓦时，占发电收入的20%左右。
2019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王毅建议，“调整补贴方式和分摊资金来源、研究差异化补贴方式平衡不同区域项目盈利水平”。财政部在回复中表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效率低、生态效益欠佳，将逐步减少新增项目纳入补贴范围的比例，引导通过垃圾处理费等市场化方式对产业予以支持。
根据财政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的通知，自2020年7月1日起，垃圾焚烧厂如存在排放超标、伪造监测数据等环境违法行为，将核减或暂停其电价补贴资金。在该通知之前，仅2020年一季度，就有数家焚烧厂因环境问题被通报或处罚，涉及旺能环境、科融环境(2.690, 0.07, 2.67% 300152.SZ)等上市公司。
芜湖生态中心长期关注垃圾焚烧领域的环境问题，该中心的项目经理张静宁向记者表示：“国内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环保落实情况参差不齐，即使如光大国际这样的头部企业，在东部大城市和在安徽等中西部地区，环保方面的效果也存在差异。”
对于可能的补贴退坡问题，张晓文表示：“之前许多投资的项目都是按有补贴的情况去做的，突然断崖式的停掉补贴涉及面会很广，也有悖于契约精神，这样做的可能性极低”。
“把取消、核减国补作为环境违法处罚的内容之一，同直接取消补贴有所不同。因为环保行业享受着许多优惠政策，企业因环境违法无法继续获得优惠政策，是惯常做法。当然，这也给企业传递了一个有威慑力的信号，就是国补并不是不能‘动刀子的’。”张晓文分析道：“补贴未来有可能是多样性的，有些区域需要补贴，有些区域可能不用补贴，不过短期内政策大调整的可能性不大。未来使用者付费的传导机制如果能建立起来，补贴有可能全面退出，但在此之前政府仍需兜底。”
对此，郭云高表示：“整体上国内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规范运行和达标排放效果还不错。当然，同公众和环保组织期望的状态还有差距。企业需要更重视规范运行和达标排放，因为未来环境违法的影响将会是致命的。”
补贴收紧已成趋势，而补贴拖欠也令企业闹心。
对于多家有垃圾焚烧发电业务的上市公司而言，补贴拖欠贡献了部分趴在账上的应收账款。2019年末，启迪环境应收账款达68亿元，与其当期营收之比为67%;中国天楹、旺能环境和上海环境(13.120, -0.16, -1.20%)应收账款分别为57亿元、4亿元和11亿元，与营收比都超过30%。
启迪环境董秘张维娅曾向记者解释高额应收账款的原因：“拿国补会有个时间周期，一般一个季度或半年结一次，我们有一部分还没到位。对垃圾焚烧厂运营来说，应收的账期比较长确实会有影响。”
张维娅补充道：“我们2015年才开始做焚烧发电厂运营，原来是以工程、水务、设备集成供应业务为主，所以补贴拖欠形成的应收，分摊下来不算太大。”
近期绿色动力董秘朱曙光也向记者解释称：“公司趋紧的现金流和同比增长近一倍的应收账款，部分是因为垃圾焚烧发电补贴的拖欠。”他同时还提到，“部分地方连垃圾处理费也开始拖欠了。”
对此，郭云高说道：“国补拖欠在行业内是普遍问题，拖欠周期也确实比较长，有些新投运的焚烧厂要2~3年才能拿到补贴。此外部分地方财政也很紧张，垃圾处理费的拖欠也较普遍。据了解，有些焚烧厂从投运到现在5年了，垃圾处理费以亿计了，还一直被拖着。”
张晓文也表示：“焚烧企业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垃圾处理费、上网电价和补贴。现在基层政府没钱，处理费自然能拖就拖，早晚会结算，但会有一个周期。这会给企业经营带来一定的资金压力。”
增长的压力
狂飙突进之下，除了补贴和环保的双重压力，在资本层面，行业内上市公司还积累了诸多风险。
2019年末，光大国际负债规模为668亿元，中国天楹为355亿元，启迪环境为276亿元;瀚蓝环境、上海环境(601200.SH)和绿色动力也都负债超百亿元。
高额债务带来了大笔财务费用，“吃掉”了企业利润。2019年，启迪环境、中国天楹和绿色动力的财务费用分别为7亿元、5.6亿元和3.3亿元，与其当期扣非净利润之比分别为4.7、0.9和0.8。
张晓文表示：“近年业内企业扩张都形成很高的负债，带来了一些高杠杆的资产。这些负债风险取决于，借钱投的焚烧项目未来的经营情况。目前融资利率在走低，融资成本也在下降，整体上对经营性的、高杠杆的垃圾焚烧发电企业不是坏事。这些项目在短期的经营情况，会基本符合预期，企业的融资风险不算太大。”
张晓文讲道：“焚烧项目成本回收期一般在7~8年左右，企业如果能平滑地度过主要的融资高峰期，手上形成的资产还是不错的。但如果项目都是短期融资，或者遇到整个债务市场出现大的波动，再叠加企业原本就在恶化的经营现金流，就会给紧绷的资金链带来新压力。”
从经营现金流来看，光大国际和绿色动力近三年持续为负，启迪环境在2017~2018年也为负值、2019年才由负转正。
或有负债部分，在2019年，绿色动力、中国天楹、伟明环保和高能环境(14.000, 0.23, 1.67%)的对外担保分别为57亿元、190亿元、72亿元和49亿元，与净资产之比都超过了150%;三峰环境(49亿元)和旺能环境(39亿元)对外担保与净资产之比，也在100%上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多家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在近年纷纷试水和拓展环卫、厨余处置和垃圾分类领域，谋求业务重心的转移。
张晓文分析认为，目前业内企业的核心压力，一部分来自于账面杠杆和经营现金流恶化;另一部分更多的则来自于业绩的增长。
“如果没有成长性，故事会讲不下去，在资本市场的估值就会很低。”张晓文表示：“尤其对于民营企业，没有估值在资本市场上存在感会很低，市值会不断缩水或稳定在很低水平，各方面的资本运作也会失效。所以部分业内企业需要转型，不能只瞄着垃圾焚烧发电业务。”
“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目前没有暴利，是个有稳定收益的行业。”在郭云高看来，“整个行业现在处于行稳致远的阶段，没有了以前那种资本推动的泡沫式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