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制造业一直被视为一国工业化的标志与走向富裕的关键所在。制造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特征，具有更强的产业协同效应和生产率溢出效应，可以在实现整个经济体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的同时，带动国民收入的普遍提高。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内容、流程和产业特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大势所趋。制造业不是单纯的生产加工，包括研发、设计、售后等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投入同样构成了商品价值的来源，并日渐贡献了产品的大部分附加值;另一方面，一些服务业如客服、初级会计等，不仅出现了机器替代，而且许多在传统上只有制造业才具有的特征，如规模经济等，也开始在一些服务行业中呈现。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制造化趋势的出现，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第一，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特征的趋同，并不意味着制造业“引擎”功能的衰退。在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制造化的进程中，底层的、决定性的力量仍然是制造业。制造业服务化是制造业的“制造”环节自动化、模块化高度发达的结果，大量围绕着制造业而展开的生产性服务业，或者作为投入(如产品设计、研发等)，或者作为交易促进因素(如物流服务等)，其功能在于推动和加速制造业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而制造业特征表现最为明显的新型服务业部门，如电信和电子商务等，则直接得益于制造业提供的产品和技术基础，使其服务内容和服务过程可以实现数字化存储和传递，实现类似制造业的标准化生产，而其行业固定资本投入与更新，同样也是制造业的产品。此外，大量生活性服务业的规模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也同样依赖于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如基于平台的生活性服务业、新型物流配送等行业的发展，都建立在高性能的电子信息设备和运输工具基础上。
第二，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特征的趋同，也意味着制造业的“引擎”作用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长期以来，关于制造业的典型事实一直是：制造业产出增长与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正相关，制造业产出增长与制造业生产率正相关，制造业产出增长和经济总体生产率增长正相关等。但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关于制造业的典型事实也发生了变化，比如，高收入国家仍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大部分，且仍是主要出口国，低收入国家在全球制造业就业中所占的份额高于它们在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绝大多数国家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和总就业中所占的份额都在下降，但很少转化为绝对下降，这反映了服务业更快的增长;制造业在总增加值和就业中所占的份额以较低的水平达到峰值，且达到峰值时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制造业占总增加值和总就业比重的峰值都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这些意味着：其一，制造业仍然是全球经济竞争的密集区，但现代制造业的竞争更多地集中在少数关乎制造业“质”的高点上，而这也是制造业“引擎”力最为集中和强大的地方，如核心技术专利、产业标准和高精尖的高端装备等。其二，无论是高收入国家的“去工业化”，还是中低收入国家的“过早去工业化”，都与制造业服务化的服务部分不断提高密切相关。其三，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通过产品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制造实现追赶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产品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制造的价值链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相当一部分低收入国家已经不太可能从此类制造业活动中获得技术溢出的红利。随着各类新技术的发展，制造业直接生产环节的劳动力需求减少，此类制造业活动的就业吸纳能力也大大下降。
总的来看，制造业“引擎”作用方式的变化，意味着制造业的“质”远比制造业的“量”重要。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制造业的“质”的优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智能绿色制造。其包含两层含义：即制造目的的绿色化和制造方式的智能化。制造目的的绿色化，不仅仅指能源和材料的环保和节约，而在于使绿色本身就成为一种新的使用价值类型，从而实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绿色化转型;制造方式的智能化，则在于依托对海量多维数据的即时、精准计算与分析，使生产过程实现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的升级，从单纯机器体系替代体力劳动向智能系统替代脑力劳动的升级。二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传统上制造业的向前向后联系，更多的是通过制造业之间的分工和协同来体现，但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智能化程度的提高，现代制造业的向前向后联系效应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拓展，更多地体现为产业间的规模经济和产业间的协同发展。一方面，制造业的产品和技术为现代服务业提供支持;另一方面，服务业或者通过助力制造业高附加值的形成，或者通过加速制造业的价值实现，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动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深度，不仅体现着产业间协同效应的深度和广度，也体现着制造业“质”的高低。
我国作为目前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产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既十分必要，也完全可能。从必要性而言，我国制造业在规模和门类不断扩大和完善的过程中，始终存在高端装备缺乏，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等受制于人的短板，始终面临着制造业附加值低、价值链和供应链控制力弱的问题。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创造的机会窗口，抢占先进制造业的制高点，打造坚实的产业基础，实现产业链的现代化和价值链位置的攀升，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从可能性而言，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产业部门的多样性，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庞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新技术更容易得到市场回报，进而激励企业投入研发;而产业部门的多样化则有助于形成新技术经济范式下的技术耦合和互补效应，促进新技术的扩散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与此同时，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也为产业的梯度转移提供了腾挪空间，多层次产业体系则蕴含着产业间的技术溢出和效率提升的机遇。城乡之间、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协同，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制造业升级带动农业和服务业的效率提升，都蕴含着进一步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和提升效率的可能性，从而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总之，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是当前乃至更长一个时期我们必须抓好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要深刻把握其中的重要内涵，既要重“量”更要重“质”，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