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工作从2011年起试点先行，截至2020年8月，7个试点省市碳市场共覆盖钢铁、电力等20多个行业、接近3000家企业，累计成交量超过4亿吨、成交额超过90亿元。”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司长李高介绍。
试点实践证明，利用市场化手段解决碳排放问题，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湖北碳市场现有各类主体9800多个，有效覆盖了工业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其中电力、钢铁、水泥和化工四大行业的排放量，占纳入企业的81%。”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纳入企业累计实现减排收益3.5亿元，市场化减排激励机制初步形成。另有217万吨省内贫困地区产生的碳减排量进入市场交易，带动收益超5000万元。
李高表示，以试点为基础，全国碳市场自2017年底启动筹备，经过基础建设期、模拟运行期，如今进入真正的配额现货交易阶段。除了首批纳入2225家发电企业，钢铁、化工、电解铝等行业也已经做了长期准备，下一步要考虑加快纳入。
“我国发电行业全年碳排放总量约为40亿吨。因此，尽管目前只有电力一个行业参与交易，全国市场启动后也将成为全球最大碳市场。”北京绿色交易所总经理、北京绿色金融协会秘书长梅德文进一步称，多方预测显示，2021年，全国碳市场成交量或达到2.5亿吨，为2020年各个试点交易总量的3倍。未来碳市场覆盖范围逐步扩大，整个“十四五”期间交易量较“十三五”有望增加3-4倍。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累计交易额或将超过1000亿元。
参与度不足导致碳价频繁波动
李高同时指出，我国碳排放量在一定程度上仍将继续增长，与发达国家在已经达峰、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建立碳市场不同。也正因此，全国碳市场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对此，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坦言，各大试点市场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长期存在价格波动较大、活跃度不足等问题。由试点向全国过渡的过程中，碳价是市场能否成功运转的关键。“好的市场需要一个有效的价格机制和很高的市场参与度，完善价格机制是首要任务。各大试点均以电力行业作为主要参与对象，后来才逐渐扩展到其它工业领域，涉及的企业单位仍然较少，再加上准入门槛限制，碳市场活跃度并不算高。以碳中和目标为契机，需要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专业人员，同时加入更多交易产品，以提高碳市场的有效性。”
以北京碳市场为例，自2013年11月开市以来，其成交价格一直位居七大试点之首。但记者梳理发现，碳价波动同样频繁，比如近半年成交均价低至约10元/吨、而高点却近100元/吨。
“企业参与市场的积极性，与碳价走势息息相关。碳配额是企业在一定时间内允许排放二氧化碳的上限，配额用尽，企业就需要花钱购买碳排放权。然而，很多企业平时不积极，直到发现配额不足时才扎堆，供小于求的情况难免推高价格，导致一年不同时期碳价差别很大。”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教授王科称，背后反映出企业减排意识不强的问题。只有将交易行为平摊到全年，抓住合适时机“高卖低买”，才能避免碳价过高、加重成本。
尽快开展线上第一单碳交易
那么，企业如何更好地参与全国碳市场?王科建议换个视角，把碳配额作为一种资产进行管理，像大宗商品一样参与买卖。“碳市场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买卖配额，或加重企业负担，而是用经济手段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减排。一方面，碳减排是一项长期任务，不能到了履约监管时才急着购买配额、应付交差;另一方面，企业如果能积极主动减少排放，自己‘省’下来的配额还可以卖给别人，从中获取一定收益。”
王科还称，作为碳市场的初始环节，碳配额的分配直接影响减排成本及交易积极性。主管部门需谨慎把握初始配额的松紧程度。分配过松，对企业约束力不够，减排压力反被减弱;由于碳价暂时无法通过电价传导，分配也不宜过紧，造成企业成本上升过快。全国碳市场刚刚运行，需要做好风险控制，真正督促和帮助企业减排。
在电力行业的基础上，清华大学气候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提出，“十四五”期间，力争将石油化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行业，年综合能耗达到1万吨标准煤的企业纳入其中。既包括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也要重视电力和热力使用的间接排放。在我国电力市场尚缺乏价格传导机制的情况下，将促进电力消费部门节电与发电部门提效的联动，这也是我国碳市场设计区别于发达国家的一个特点。
记者了解到，生态环境部将尽快在线上开展第一单碳排放权交易。“我们将抓紧在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中开户，做好发电行业率先开展交易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李高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