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征程起始之年，清洁取暖怎么干？

2021年是实施《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开启碳中和征程的起始之年。从“高歌猛进”的建设期到“长效运行”的运维期，清洁取暖步入“2.0时代”。“双碳”目标下，如何巩固已有成果、防止返煤，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和农村清洁取暖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当前，距离采暖季不足2个月，北方多地加速推进清洁取暖工作。根据生态环境部近期印发的《重点区域2021—2022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积极稳妥实施散煤治理”仍是主要任务之一。征求意见稿初步要求，已纳入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清洁取暖试点3年以上的城市，平原地区散煤基本清零（改造户数比例达到98%以上）。有条件的地区要加大山区散煤治理力度。2021年采暖季前，各地共完成散煤替代367万户。

始于2016年的大规模改造工作，如今已迈入第二阶段。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相比前期，散煤治理已从快速完成目标的改造时代跨入保障长期使用的运维时代，从单纯考虑初装成本的补贴时代进入运行成本自担的后补贴时代，从以环境最优的技术路线选择阶段到兼顾经济性的因地制宜方案的选定阶段。2021年，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要达到70%，那么，这项工作该怎么干？

农村散煤治理对全国PM2.5浓度改善的贡献接近20%

截至目前，北方地区已有四批共计63个城市开展清洁取暖试点示范工作，范围从“2+26”城市逐步扩展至汾渭平原，以及非重点的东北和西北城市。截至2020年底，北方清洁取暖率达到约65%，其中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累计完成散煤治理2500万余户。

在近日举行的第六届中国散煤综合治理大会上发布的《中国散煤综合治理研究报告2021》（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4月，43个试点城市合计完成清洁取暖改造面积39.10亿平方米、改造户数3526万户。其中，城区完成清洁取暖改造9.58亿平方米、869万户，城乡结合部、所辖县及农村地区完成清洁取暖改造29.51亿平方米、2657万户。

改造成效有目共睹。以首批试点为例，12个城市于2020年4月结束试点期。在3年的试点期中，这12个城市共完成清洁取暖改造15.46亿平方米、1324万户，其中，城区清洁取暖率由83.7%提高到100%，城乡结合部、所辖县及农村地区清洁取暖率由32.84%提升到88.59%。在此影响下，城市秋冬季PM2.5平均浓度从2016年的109.5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020年的64微克/立方米，下降幅度高达41.6%。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大气所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室主任陈潇君进一步给出数据：2018—2020年，从全国平均贡献来看，农村散煤治理对于全国PM2.5浓度改善的贡献接近20%；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散煤加燃煤锅炉改造对PM2.5浓度改善的贡献在40%左右；而在秋冬季这一重点时段，散煤治理的整体贡献可达到20%—30%。

“我们通过走访多地农村发现，散煤已经少多了。过去，县城里、大街上都能买到散煤，现在，不光是用得少了，卖煤的也少了，即便卖煤也是偷着卖。最初，大家对禁止散煤不理解、难接受，甚至是有抵触情绪，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起码知道不让用散煤了。”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民用清洁炉具专委会秘书长任彦波感慨道。

清洁取暖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报告》称，用户反馈与实践经验还为后续农村清洁取暖技术路线选择提供了基础。改造成本是政府选择技术路径的主要因素，而运行成本则是用户考虑是否持续使用的主要因素。“由于各地气候条件、建筑保温水平、取暖系统布置、能源价格及农户取暖习惯等均不相同，各种技术路径的运行成本也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来看，在不考虑财政补贴的情况下，清洁炉具运行成本最低，是散煤取暖的1.5倍左右；空气源热泵运行成本较低，是散煤取暖的2倍左右；燃气壁挂炉运行成本居中，是散煤取暖的2—3倍左右；直/蓄式电暖器运行成本最高，是散煤取暖的3—5倍左右。”

清洁取暖改造仍存在改而未用等状况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新问题也随之而来。“实际上，目前只是刚刚解决基础问题，也就是让大家接受了。但建起来后还要用起来，消除返煤风险仍是挑战。”任彦波坦言，按照要求，散煤替代与清洁取暖改造遵循企业为主、政府推动、居民可承受的方针，“但项目在推动过程中，基本上是由政府主导，企业属于被动参与，用户在被动接受。让用户用得好、愿意用、持续用，应该作为‘十四五’期间的重点工作。”

如其所言，部分地区“改而不用”“改了又改”等现象突出。《报告》显示，以煤改电为例，部分地区改而未用、基本不用、低水平使用的用户，约占总改造户数的七至八成。其中，山东、河南、新疆、陕西利用率较低。另有一项专门针对清洁取暖返煤的分析显示，当前潜在返煤用户超过500万户，如各地运行补贴逐步退坡，这个数据或将达到800万户。

“某镇于2018年完成21个村的‘双替代’，其中，15个村是煤改气、6个村是煤改电。但是，由于改造后运行成本高、取暖效果差，返煤农户一度高达80%，6个村正在进行二次改造热泵摸底工作。某村支书表示，煤改电后，村民户均采暖费用为5000—6000元，最多一户花了8000元。二次改造是6个村支书联名向市里反映的结果，最近刚开会明确政府补贴85%，用户自筹15%，但又面临很大财政压力。”《报告》举例称。

上述状况，进一步加剧了返煤风险。“在河北某地，我们对不同技术路径散煤返烧意愿进行了分析。空气源热泵的返煤风险大概在15%，燃气壁挂炉约35%，直蓄热式电暖器则达到85%。”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项目副主任李雪玉表示，替代方式的适用性与取暖效果、建筑保温水平、能源价格及农户自身承受能力等因素挂钩，匹配度越高，返煤风险越低。

其中，财政补贴是重要影响因素。“我们做过评估，以2019年为例，在无补贴的情况下，所有试点城市中有31个可承受煤改气，但只有17个可承受采用非热泵式电取暖。这说明技术路径选择与所需费用之间的关系非常大。”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投资所投资绩效研究室高级工程师武娟妮表示，为降低返煤风险，财政补贴的精准度有待提高，“哪些路线可以多补或少补一些，哪些路线需要适当晚一些退补，针对不同技术路径的补贴理应差异化处理。”

清洁取暖技术路线应坚持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供暖

多位专家一致指出，在“双碳”目标下，考虑到降碳需求，清洁取暖改造有了新要求、新目标。“十四五”期间，以民用散煤治理为主，重点建立长效机制，力争2025年基本解决散烧煤问题。同时，清洁取暖技术路线应坚持减污降碳，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供暖，促进取暖电气化发展。

“对技术路径的要求不光是清洁，还有低碳化，未来很可能走向以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热为主要热源的电气化方向。”李雪玉提出，短期来看，在城镇集中供暖区可优先选择工业余热、热电联产、地热等方式；农村地区要因地制宜，尽量采用分布式采暖，并探索洁净煤炉具，鼓励生物质供暖、“分散式生物质成型燃料+专用环保炉具”、“太阳能+”、水源热泵等多种方式。长期来看，可将清洁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热作为主要热源。

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副秘书长王卫权坦言，在碳减排要求下，供暖排放是一道难题。“可再生能源供暖可同时提供清洁能源，减少环境污染以及减少碳排放，实现协同治理。农村采暖用户以分散分布的形式为主，农村可再生能源很多也是分布式的，二者可以很好匹配，以减少集中供热所带来的供热管网等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并能够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王卫权建议，制定可再生能源供热中长期发展规划，设定发展目标、发展原则、重点任务、重点工程及保障措施，并以此为依据，加大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打铁还需自身硬。目前，可再生能源供热仍面临成本偏高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二是要提高可再生能源供热的稳定性，为未来商业化发展奠定基础。提高全社会各界对可再生能源供热的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为大规模、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另据了解，随着重点区域的平原地区基本完成民用散煤替代，散煤治理范围将扩至非重点区域。“越到后期，越为困难。诸如新疆、内蒙古等西北及东北区域，均属于严寒地区，冬季非常寒冷，采暖刚性需求远远高于以往治理的地区。要想改变以散煤为主的采暖方式，目前在技术路径上还有一定局限，因此难度很大。”中国建筑科学院建筑环境与节能研究院院长徐伟称。

《报告》建议，继续将清洁取暖率作为约束性指标，分解落实到各地方，并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推动农村地区清洁取暖目标的实现。“北方地区冬季取暖的15个省市分布于我国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由于各地资源禀赋、环境气候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异，清洁取暖发展应分区域提出规划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