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努力从没有停歇，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趋势不可逆转。”在近日举办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30周年论坛上，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表示。
气候变化已经从未来的挑战变成眼前的危机。解振华说，“双碳”目标(即我国提出的两个阶段碳减排奋斗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记者注)意味着将完成碳排放强度全球最大降幅，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从碳排放峰值实现碳中和。
“这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解振华说。
协同经济高质量发展 减排不减生产力
2015年，《巴黎协定》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作出统一安排，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
签署《巴黎协定》时中国就已承诺：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记得，当时，有一些了解汉字的外国专家说，中国的碳排放轨迹会不会形成一个工厂的“厂”字，即碳达峰后一直在峰值的平台不下来。这样的情况曾在欧洲出现。
5年后，中国提出一个更加明确而有力的目标，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贺克斌说，这个承诺表明，未来中国的碳减排路径不是工厂的“厂”，而是几何的“几”。
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看来，“双碳”目标中的两个“前”字，凸显了强烈、清晰的国家决心。未来的技术创新为实现两个“前”赋予可能。
我国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钢铁、水泥产能比重较高的产业结构，以及仍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都增加了减排的难度。
“有这么多困难，为什么还要下决心去做?”贺克斌说，从资源依赖型经济走向技术依赖型经济，倒逼经济模式转型，跟我们努力实现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方向一致。
绿色、低碳的转型路径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自“十二五”开始，我国就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即碳排放强度——记者注)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并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重要领域和重大工程。
根据2021年10月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15年下降18.8%，超额完成“十三五”约束性目标，也超额完成了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5%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计降低26.2%，相当于少用能源约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29.4亿吨，走出了一条能耗排放做“减法”、经济发展做“加法”的新路子。
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信号是：减排不是减生产力，也不是不排放，而是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
协同减污 推动实现美丽中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说，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在进入一个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从大气污染治理的历程来看，近10年里，国家层面在这一领域先后出台了两个行动计划，分别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打赢蓝天保卫战3年行动计划》。
蓝天的变化有目共睹。数据显示，和2013年相比，2020年全国300多个城市PM2.5的平均浓度下降了46%。
然而，中国工程院早年间的评估显示，按照传统的蓝天保卫战路径，污染治理的潜力在收窄，而结构调整的需求越来越大。
北京的常态化蓝天背后，一个重要的贡献因素就是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北京生态环境部门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从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逐年下降到33微克/立方米，北京的PM2.5是“一微克一微克地抠下去的”。从煤改电、煤改气的转变，到机动车的排放管理、产业的“腾笼换鸟”……
“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根本上是高碳能源结构和高耗能、高碳产业结构问题。”在贺克斌看来，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柴油货车为主的交通运输结构是造成我国大气环境污染和碳排放强度较高的主要原因。
环境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高度同源、同过程等特征，这意味着减污和降碳具有一致的控制对象，两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协同推进。
因此，“双碳”行动可以推动空气污染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有专家测算，中国2020年的PM2.5浓度平均降到了33微克/立方米，还有将近100个城市达不到35微克/立方米的国家标准，但如果往“双碳”的路径走，到2035年，全国300多个城市平均能达到25微克/立方米。
“到那时，蓝天将不再是‘奢侈品’，不再是‘常见品’，而是老百姓的‘日用品’。”贺克斌说。
协同全球治理 应对气候变化发生历史性变化
“2013年以来，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污染问题都在加剧，但全球平均污染水平却有所下降，这归功于中国。”2022年6月，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
该报告显示，“美国和欧洲花了几十年时间，经历了经济衰退，才实现的污染减排，中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只用了7年时间就完成了。”
中国从参与者、贡献者，逐渐站到了全球气候治理舞台的中央，应对气候变化发生历史性变化。过去10年，我国森林资源增长面积超过7000万公顷，成为全球“增绿”最多的国家。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多晶硅、光伏电池、光伏组件等产品产量占全球总产量份额均位居全球第一，连续8年成为全球最大新增光伏市场。光伏产品出口到200多个国家及地区，降低了全球清洁能源使用成本。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约33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一。
2011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安排12亿元人民币用于开展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与36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41份气候变化合作文件，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约2000多名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建宇表示，各个国家之间有关能源转型、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的合作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共同创造的过程。不同国家面对自身不同需求、不同基础设施和未来发展愿景之间的矛盾，恰恰可以和中国的产业结构、产业能力进行合作，创造新型能源供应技术模式。
《巴黎协定》有一个共识，在2050年前，所有的发达国家应该实现碳中和。中国选择了发达国家实现碳中和之后10年实现碳中和，相当于在发展中国家做了第一序列的选择。
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6次缔约方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见到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解振华参会时说，“您来了，这个会议有望成功了。”
中国在国际场合中多次强调“言出必行”。北京冬奥会更是清晰地向世界传递了低碳环保的理念：主火炬是一团微火，产生的碳排放量大概是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主火炬的五千分之一。张北的风点亮北京冬奥会的灯、北京延庆赛区树木由二维码管理的故事被人们津津乐道。
解振华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30周年论坛上表示，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治理依然要保持战略定力。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越是困难的时刻越要坚定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