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CNN报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日前作出裁定：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无权在州层面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不得要求发电厂放弃化石燃料转用可再生能源。作为全球最大发达国家，美国气候政策再次遭遇“滑铁卢”，引发舆论对拜登政府减排目标及全球减排前景的担忧情绪。
减排乏力
据美媒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这起“西弗吉尼亚州诉EPA”案，源于2015年奥巴马政府推出的《清洁能源计划》。该计划要求各州于2016年9月前提交初步减排方案。随后，以西弗吉尼亚州为首的20多个州向华盛顿巡回上诉法院起诉EPA。特朗普政府时期，《清洁能源计划》被废除。2019年，EPA公布了《可负担清洁能源规定》，取消了对燃煤发电站的严格监管，但随即引发了加利福尼亚州等22个州的反对。
案件发酵数年后，6月3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的结果，裁定支持西弗吉尼亚等州的意见，认定法律没有赋予EPA相关权力，EPA不得迫使各州发电厂放弃化石燃料转用可再生能源。
2021年4月，拜登政府宣布扩大美国的减排承诺，即到2030年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05年减少50%至52%，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
CNN等美媒分析称，“西弗吉尼亚州诉EPA”一案落锤，不仅是拜登政府气候议程的重大挫折，也使联邦层面气候行动的未来前景受到质疑。美国环保人士指出，该裁决使EPA丧失了控制发电厂气体污染的“最有效工具”，将严重削弱EPA的职能。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蒂芬·杜加里克表示，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与碳排放大国，美国作出这种决定，将使《巴黎协定》目标变得更难实现。
矛盾重重
“在气候政策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一直存在较大分歧。”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来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拜登政府当下的气候政策，很大程度上依赖EPA以行政手段来推进，尤其是在电力行业减排方面。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基本上对总统在联邦政府层面以行政机构推动减排的政策工具下了一个“禁令”。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评估，拜登政策的减排目标本就面临不小的挑战，若拜登政府不能在国会层面推进相关法案，其减排目标的实现更是困难重重。
外界关注到，在“西弗吉尼亚州诉EPA”一案中，投支持票的6人均为共和党总统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其中3人由特朗普在任期内任命。多家美国煤炭行业巨头也参与其中。
“美国的气候政策呈现明显的‘钟摆式’变化。民主党政府时期，美国的减排态度及行动相对积极，共和党时期则表现消极甚至进行抵制。在共和党总统小布什、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一度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强对本报记者说，综合来看，美国现在的气候政策受到诸多因素掣肘。其一，在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气候变化问题较难成为美国政府的优先议题;其二，美国政治极化日益加剧，气候问题被赋予浓重的政治色彩，拜登政府的气候政策往往会受到共和党的牵制和反对;其三，能源利益集团的强力游说，使得美国的气候政策必然经历利益集团斗争的考验和撕扯。
拖累全球
近日，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1990年至2014年，美国是全球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已造成超过1.8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损失。CNBC援引该研究报告称，因美国排放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国家通常位于南半球或热带地区。其中，美国领土产生的排放给墨西哥造成了总计79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美国在减排方面的‘钟摆式’表现及一些‘开倒车’行为，严重削弱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与合作，加大了全球气候治理赤字，给全球气候治理的多边进程制造了障碍和阻力。”李强认为，气候变化导致的全球变暖加剧、极端天气频发、海平面上升、粮食歉收等问题层出不穷，导致“气候难民”激增，严重威胁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发展。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和碳排放大国，美国应承认并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历史责任，主动按照“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率先进行减排，发挥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美国等发达国家应兑现《巴黎协定》要求，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关技术和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谢来辉说，作为碳排放历史责任最大的国家，美国的气候政策在国内屡遭变数，政府缺乏足够的能力和资本推动两党形成政治共识，使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也给全球减排前景带来更多挑战。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承受着更多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美国等发达国家有责任和义务积极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出资的国际承诺。“美国现在应当做好两件事：一是在国内切实推行减排;二是在国际上承担自己的责任。”谢来辉说。
减排乏力
据美媒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这起“西弗吉尼亚州诉EPA”案，源于2015年奥巴马政府推出的《清洁能源计划》。该计划要求各州于2016年9月前提交初步减排方案。随后，以西弗吉尼亚州为首的20多个州向华盛顿巡回上诉法院起诉EPA。特朗普政府时期，《清洁能源计划》被废除。2019年，EPA公布了《可负担清洁能源规定》，取消了对燃煤发电站的严格监管，但随即引发了加利福尼亚州等22个州的反对。
案件发酵数年后，6月3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的结果，裁定支持西弗吉尼亚等州的意见，认定法律没有赋予EPA相关权力，EPA不得迫使各州发电厂放弃化石燃料转用可再生能源。
2021年4月，拜登政府宣布扩大美国的减排承诺，即到2030年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05年减少50%至52%，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
CNN等美媒分析称，“西弗吉尼亚州诉EPA”一案落锤，不仅是拜登政府气候议程的重大挫折，也使联邦层面气候行动的未来前景受到质疑。美国环保人士指出，该裁决使EPA丧失了控制发电厂气体污染的“最有效工具”，将严重削弱EPA的职能。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蒂芬·杜加里克表示，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与碳排放大国，美国作出这种决定，将使《巴黎协定》目标变得更难实现。
矛盾重重
“在气候政策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一直存在较大分歧。”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来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拜登政府当下的气候政策，很大程度上依赖EPA以行政手段来推进，尤其是在电力行业减排方面。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基本上对总统在联邦政府层面以行政机构推动减排的政策工具下了一个“禁令”。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评估，拜登政策的减排目标本就面临不小的挑战，若拜登政府不能在国会层面推进相关法案，其减排目标的实现更是困难重重。
外界关注到，在“西弗吉尼亚州诉EPA”一案中，投支持票的6人均为共和党总统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其中3人由特朗普在任期内任命。多家美国煤炭行业巨头也参与其中。
“美国的气候政策呈现明显的‘钟摆式’变化。民主党政府时期，美国的减排态度及行动相对积极，共和党时期则表现消极甚至进行抵制。在共和党总统小布什、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一度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强对本报记者说，综合来看，美国现在的气候政策受到诸多因素掣肘。其一，在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气候变化问题较难成为美国政府的优先议题;其二，美国政治极化日益加剧，气候问题被赋予浓重的政治色彩，拜登政府的气候政策往往会受到共和党的牵制和反对;其三，能源利益集团的强力游说，使得美国的气候政策必然经历利益集团斗争的考验和撕扯。
拖累全球
近日，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1990年至2014年，美国是全球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已造成超过1.8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损失。CNBC援引该研究报告称，因美国排放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国家通常位于南半球或热带地区。其中，美国领土产生的排放给墨西哥造成了总计79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美国在减排方面的‘钟摆式’表现及一些‘开倒车’行为，严重削弱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与合作，加大了全球气候治理赤字，给全球气候治理的多边进程制造了障碍和阻力。”李强认为，气候变化导致的全球变暖加剧、极端天气频发、海平面上升、粮食歉收等问题层出不穷，导致“气候难民”激增，严重威胁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发展。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和碳排放大国，美国应承认并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历史责任，主动按照“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率先进行减排，发挥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美国等发达国家应兑现《巴黎协定》要求，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关技术和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谢来辉说，作为碳排放历史责任最大的国家，美国的气候政策在国内屡遭变数，政府缺乏足够的能力和资本推动两党形成政治共识，使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也给全球减排前景带来更多挑战。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承受着更多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美国等发达国家有责任和义务积极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出资的国际承诺。“美国现在应当做好两件事：一是在国内切实推行减排;二是在国际上承担自己的责任。”谢来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