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巴黎协定》已经生效满一年时间，世界各国对碳减排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这是否意味着全球煤炭市场将进一步衰落?煤炭是否将在不远的未来退出历史舞台?它是否还有“起死回生”的空间?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世界煤炭协会(WCA，World Coal Association)行政长官本杰明·斯伯顿(Benjamin Sporton)先生。
亚洲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带来新需求
记者：根据BP公司的最新统计，全球煤炭消费似乎已经进入了下降通道。对于全球煤炭市场，世界煤炭协会观察到了哪些新变化?
本杰明·斯伯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煤炭消费在减少，这已经得到了确认，因为我们看到，多年来，这些国家做出了很多重大的政策干预来引导能源重心离开煤炭。然而，就全球而言，煤炭消费是否已经进入下降通道，还需要等待确认。未来的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由非OECD国家主导，未来全球80%以上的煤炭消费都将集中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国家，新的煤炭需求将主要来源于印度和东南亚。
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在2040年前，煤炭都会是全球最大的发电来源;到2040年，全球煤炭需求量将会与2014年的水平相持平。
记者：为什么判断亚洲的煤炭需求会继续增长?您如何看待可再生能源的潜在冲击?
本杰明·斯伯顿：亚洲是世界工厂，因此需要大量的能源，亚洲国家的工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是一个需要大量能源的过程，而煤炭可以为此提供稳定的能源供给。
亚洲的煤炭需求增长，起初是靠中国驱动的，现在印度和东南亚国家正在崛起。后金融危机时代，全世界都在羡慕中国的经济增速，其实，这种经济增长未来也会出现在其他的亚洲国家。
印度就是其中之一，在经济起飞阶段，煤炭会继续担当该国经济发展的支撑角色。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预计未来25年中，印度的电力需求将以年均4.4%的速度增长，其中的一部分会由可再生能源来满足，但同时也不应该忽视了煤炭发电的重要作用。目前，印度有2.3亿人口生活在无电区，电力部门正在挣扎中生存，印度政府投入了极大的注意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但对煤炭的需求不会消失。
未来，全球煤炭需求和交易的最大增长驱动力将来自于东南亚国家。在北美和欧洲，我们看到的发展趋势是能源消费由煤炭转向天然气，但在东南亚地区，这个趋势是反向的。在东南亚各国，天然气产量和消费量占比都将逐渐缩减，到204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会增长3.5倍，但是依旧不能满足需求，燃煤发电占比将从目前的32%增长到50%。原因在于，发展天然气经济，对于这些国家来讲，是经济不可承受的。还是以发电为例，天然气发电厂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管道、转换设备等，成本都非常高，在亚洲要利用天然气发电，背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甚至比修建发电厂本身还要高，总成本达到了燃煤发电的5倍之多。
除了经济发展，亚洲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也为煤炭消费带来了新机遇。在发展中国家，目前正有大量的人口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迁徙，这一过程还将持续很长时间。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7%左右，印度只有31%，这两个国家未来15年内将至少有3.4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东南亚国家也有1亿人口等待着搬入城市。为什么这对煤炭发展很重要呢?因为城市化需要以煤炭为基础的各种产品，楼房、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钢铁和水泥，而目前70%的钢铁是以煤炭为能源制造的，90%的水泥也是靠煤炭为能源制造的，新技术可能会小幅度减少这些领域的煤炭占比，但20～30年内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城市化导致的钢铁和水泥需求增长，将推动煤炭需求持续增长。
高效低排放燃煤技术是发展方向
记者：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这对煤炭消费会产生哪些影响?《巴黎协定》给煤炭产业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本杰明·斯伯顿：有一种假想认为，世界可以摆脱煤炭，只有摆脱了煤炭，我们才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我认为，这是不对的。目前，煤炭提供了世界发电总量的41%，还有刚才提到，70%的钢铁和90%的水泥。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如果没有煤炭提供的价格可承受的、可靠的能源基础，世界经济没法发展。尤其是在高速增长的亚洲国家，低廉的能源与电力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就算可再生能源占比将进一步扩大，煤炭也承担着重要角色。
很多人问我，《巴黎协定》是不是意味着煤炭的终结?我认为恰恰相反，在《巴黎协定》中，高效低排放(HELE，High Efficiency Low Emisisions)燃煤技术是重要的一部分。《巴黎协定》的效力来源于它的基石——近200个缔约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每个国家做出的承诺和达成目标的方法，就像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一样各有不同，普遍来看，各国都选择重点关注汽车排放标准、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提高能源效率以及减少化石燃料在电力体系中的占比。但是，其中有22个国家把高效低排放燃煤技术作为了国家自主贡献的一部分，这22个国家占据了全球碳排放量的50%以上，其中包括中国、日本、印度等，它们承诺对煤炭的使用将更为清洁、碳排放更低。
记者：您刚刚提到了高效低排放燃煤技术，该技术的进展如何?哪些国家发展得比较好?
本杰明·斯伯顿：目前，高效低排放燃煤技术主要应用在发电领域，有很多很好的例子，日本的Isogo超超临界火电厂，能源转换效率为45%，污染物排放水平低于天然气复合循环发电厂;德国Neurath超超临界褐煤发电厂，可以在15分钟内将输出功率增加或减少500兆瓦，来应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功率波动;中国的外高桥(18.610,0.36,1.97%)第三发电厂年平均煤耗水平仅为276克/千瓦时，达到了世界最高效率。
研究显示，在燃煤发电领域，能源转换效率每提高1%，等量电力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将下降2%～3%。从全球来看，如果燃煤发电的平均效率从目前的33%提高到40%，每年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相当于整个印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这一技术标准，完全是可以普遍推行的。
目前，中国和日本正在引领高效低排放燃煤技术。中国是世界清洁能源产业的领头羊，不只体现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也体现在高效低排放燃煤技术领域。我曾经参观了两座位于中国河北的燃煤发电厂，都采用了超低排放技术，比北美和欧洲的石油发电厂还要清洁，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记者：您认为，高效低排放燃煤技术的推广前景如何?
本杰明·斯伯顿：世界煤炭协会和我的立场很清晰，对于那些选择煤炭作为能源结构主角的国家，应该尽可能地采用高效低排放燃煤技术，它应该成为煤炭使用的世界性标准。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2040年前，全球将建成730吉瓦的高效发电厂，这些发电厂将消耗发展中国家超过一半的煤炭消费量。
为了进一步增加该技术的占比，世界煤炭协会搭建了一个提升煤炭效率的全球平台(PACE，Platform for Accelerating Coal Efficiency)，来鼓励国际伙伴，比如开发性银行和各国政府，共同为该技术推广提供资金。
煤化工应该获得发展机会
记者：目前，在中国有一种观点，要让化石燃料回归其工业原料属性。对此，您怎么看?
本杰明·斯伯顿：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煤炭的传统使用方式正在受到挑战，未来对煤炭的使用不应该只停留在燃烧领域，应该进一步增加煤炭的价值。我们身边的大多数物品都是基于碳元素的，煤炭当中就含有碳，因此理论上来说，煤炭的应用范围是可以无限挖掘的。
目前，很多公司正在开展煤化工业务，试图从煤炭中提炼化工产品，其实，煤炭本身也可以作为工业原料，最近一个很有趣的讨论是，可否用煤炭来制造家具，相比于砍伐森林获取木材来说，直接将煤炭转化为原料来制造家具，成本会更低。在未来，对煤炭深加工以获得新材料，如碳纤维，也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记者：在当前石油供给充裕、价格低廉，且石油化工技术更加成熟的情境之下，煤化工真的有实际应用价值吗?
本杰明·斯伯顿：在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匮乏，这给它们带来了很严重的能源安全问题。有一个选择，是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油气资源，但对于迅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这个方法很难满足需求，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安全问题。亚洲国家如何在能源短缺和增长的能源价格面前保护自己，这个问题在中国存在，在印度和东南亚国家也存在，因此它们有动力发展煤化工技术。
我们知道，中国目前已经开展并储备了一批煤化工项目;当我和印度的能源官员会谈时，他们也表达了对煤炭转化技术的关注;印度尼西亚的政府部门和一些企业对煤炭液化技术非常重视，正在尝试把该技术应用在飞机上，未来的某一天，当人们在印度尼西亚乘坐飞机时，这些飞机有可能是烧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