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年初，各大能源企业陆续召开年度工作会议，部署2018年工作。梳理其内容不难发现，“节能降耗”“提质增效”(下称“节能增效”)不约而同屡被提及。此前国家发改委、能源局联合发布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也在政策层面明确，“以节能优先为方针”，坚持“开源”“节流”并重，科学管控劣质低效用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双优化。
作为能源行业发展进化的方向，节能增效在我国能源转型进程中作用几何?又将如何助推能源效率提升?带着问题，本报记者于近日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杜祥琬。
节能增效是能源战略支柱之一
中国能源报：在我国能源转型进程中，节能增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杜祥琬： 我国能源转型的目标，在于推进能源生产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转型进程可用“四个革命”概括：一是能源消费革命，由粗放、低效转向节约、高效;二是能源生产革命，由黑色、高碳转向绿色、低碳;能源体制革命是保障;能源技术革命是支撑。
这其中，在低碳化、高效化道路上，节能增效成为支柱之一，甚至是我国能源战略之首。对于我国这样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意义尤其重大。
节能作为能源安全、环境安全和气候安全的要素，是一个社会公民素质和国家现代化程度的体现;增效则是一个先进能源体系所追求的基本目标，我国能源发展也在从总量扩张转向提质增效。
另据国际能源署估算，要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2摄氏度控温目标，节能增效对碳减排的贡献率有望达40%。同样，要实现我国降低能源强度和排放强度的“双控”任务，节能增效也将贡献大头。
中国能源报：具体到微观层面，这对企业提出哪些要求?
杜祥琬： 落实到企业层面，我国正在推行的“绿色制造”工程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它要求企业围绕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生产水平提升，加快应用先进节能低碳技术装备，推动减少能耗、污染物及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扩大新能源应用比例。企业的节能增效工作，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
同时我认为，可建立企业责任延伸制度，生产所带来的各类废弃物，应由企业负责到底。除处理达标外，还可循环利用“变废为宝”，或与其他企业协同利用“共生代谢”。实践证明，这是企业升级转型改造的重要方向，在国际上也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制度。
我国能源体系总效率待提升
中国能源报：在节能降耗、提质增效方面，我国目前表现如何?
杜祥琬： 我国已然认识到，经济发展和能源发展需要向绿色、低碳、高效转型，并为此做出积极努力，初步取得成效。
作为用能大国，近20年来，我国节能量约占到全球节能总量的二分之一;本世纪前15年，我国能源强度下降约30%。而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单位GDP能耗已由2010年的2:1降至2015年的1.7:1，目前进一步达到1.55:1，这些都是进步。
在行业层面，主要高耗能行业的能效也在优化。如我国燃煤电厂每千瓦时供电煤耗，2015年平均就已达310克标准煤，其中先进燃煤电厂在污染物排放达标的同时，每千瓦时煤耗只有276克，属世界领先水平。近3年淘汰的9000多万吨钢铁、2.3亿吨水泥等落后产能，也带来超3亿吨标准煤的节能量。
中国能源报：初见成效的同时，我国还面临哪些主要制约?
杜祥琬： 按照规划，我国单位GDP能耗强度要持续下降，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到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这都是经过大量论证的，我们应看到，我国单位GDP能耗虽已逐年下降，现仍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55倍，相比高能效国家差距更大，如比日本这样的节能国家高出4倍多。
再到行业层面，我国煤电行业仍处低效运行状态。在2015年全国煤电平均运行时长仅4300小时、2016年只有4100多小时的情况下，煤电装机仍盲目扩张，燃煤电厂供大于求，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再如，石油行业效率也整体偏低。我国石油产量约为全球总量的5%，却拥有2000台钻机，是全球总数的30%;还有300万石油工人，该数量甚至达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能源体系的总体效率有待提高、潜力巨大，节能增效是我国能源体系面临的系统性课题。
五大路径助力实施节能增效
中国能源报：结合上述问题，如何通过节能增效提升我国能源效率?
杜祥琬： 我认为可从五个方面入手，推进节能增效工作更好落实。
第一，转变发展方式是根本。新常态是改善能源结构的机遇，要求我们从追求速度、贪多求大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率。如在城镇化进程中，必将增加个体能源消耗，“环境优先、节能高效”的原则下，可通过分布式低碳能源来满足需求，防止高碳能源增加，进一步加重已踩红线的环境负荷。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是基础。“绿色低碳美丽”不是平面扩张发展就能实现的，而需新的增长点。我国高耗能产业现已饱和，新增长点要靠新产业、新动能来支撑。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特别是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就是其供给侧改革的特征之一。
第三，技术进步是重要依靠。估算显示，工信部推出的13种重点工业产品，年节能潜力可达3.3亿吨标准煤。再如，北京堵车导致的浪费约占本市GDP的7%，绿色出行呼声越来越高，无人驾驶新能源汽车开始出现等，都说明了技术的重要性。具体到能源领域，可借助智慧能源互联网，将能源网络与信息、大数据技术等深度融合，智能电网和分布式低碳能源网络、储能技术等优化结合，由此提高能效。
第四，管理模式改革是关键。我国正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固废减量和分类的资源化利用，这就是管理模式改革的体现之一。瑞典有研究称，99%垃圾都能变成资源。树立“垃圾就是资源”的理念，把低碳、智慧与无废相结合，我们也能造就一个朝阳产业，对节能减排意义深远。
第五，消费方式也要节能增效。我们目前的节能意识整体较缺乏，倡导健康的物质享受、丰富的精神追求，避免攀比奢华浪费之风，这一点很重要。我在巴黎参加气候大会时就发现，街头大多是小车，省油、排量小。相比之下，我国不少家庭更倾向大排量的豪华车，殊不知浪费了大量能源。在巴黎，买小排量车可享政府补贴，高排量则要缴税，用政策引导节能增效，这值得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