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的特点
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呈现两个主要特点：增长强劲，范围广泛。今年全球增速预计可达3.9%，远高于过去5年3.5%的平均增速， 这也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首次出现的广泛而强劲的增长。美国、欧元区和中国去年增长都超过预期，今明两年增长势头预计可以持续。IMF在今年4月的最新预测中，将美国2018年增速上调0.6个百分点至2.9%。欧元区上调0.5个百分点至2.4%，中国上调0.1个百分点至6.6%。得益于贸易和投资的持续增长，其他主要新兴市场，俄罗斯、印度、巴西、墨西哥等2018年的经济表现也好于之前的预测。
然而，强劲的近期增长背后是严峻的中长期形势，全球经济面临的重重挑战不容乐观，政策制定者需要未雨绸缪。目前全球各种不确定因素大幅增加——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不断升高的债务负担和不确定的地缘政治风险等。另外，发达经济体央行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会导致利率上升，金融条件收紧，偿债负担加剧。
如何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情况下维持经济增长势头?在人口老龄化，一些经济体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生产率增长乏力，新科技和金融挑战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如何促进可持续、包容性经济增长以造福于所有人?可以从以下四方面进行政策考虑：
促进国际合作 防止保护主义
近期来，国际贸易局势恶化，保护主义情绪抬头。美国为了减少与其贸易伙伴的逆差，试图使用提高关税这一手段来减少进口，改善长期贸易逆差状况。在全球价值链快速发展、国际贸易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现代社会，我们如何理解和看待贸易逆差?政策上又该如何应对?
历史上直至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贸易保护主义此起彼伏。1930年，美国为应对深重的经济危机而推出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大幅度提高关税，引发加拿大、英国、德国等纷纷加入到报复行列，最终导致全球关税大战。虽然经济学家们意见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普遍认为斯穆特-霍利关税不仅加剧了大萧条，甚至可能是导致大萧条的主要诱因。历史表明贸易保护主义不会带来经济繁荣。
事实上对外贸易平衡状况是一国经济基本面和发展阶段的反映。贸易逆差出现的原因是一国的支出超过了其收入，它可能代表一国处在发展、上升阶段，进口需求较高。在这种情况下，贸易逆差往往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角色，并不是坏事。它相当于从国外获得长期融资，从而最终有助于提高国民收入和财富。相反，如果一国收入超过其支出，比如面临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率提高时，或者增长放缓、进口需求不高时，就有可能贸易顺差。当然，贸易逆差也有可能是一国成本升高或者生产率相对下降而导致竞争力和出口能力减弱。
任何一个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有可能出现各种内部或外部失衡，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贸易收支也是不同经济体之间劳动力分工、包括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结果。比如，组装智能手机的国家相对于制造零部件的国家往往会出现双边贸易逆差，而相对于购买成品设备的国家则往往会出现贸易顺差。贸易不仅仅是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的货物。比如，一国贸易盈余往往会回流美国，购买美国企业和政府发行的债券。因而，自由贸易有助于降低美国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成本，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实施贸易保护或限制进口措施会损及所有人，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协调国际贸易摩擦需要多边协调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对于国家而言，对内应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并在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为因贸易或技术进步而转岗的人们提供帮助，扩大培训以便工人提高自身技能并转投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等。对外则应继续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警惕债务负担 建立政策缓冲
IMF最新数据表明，历经近十年宽松的金融环境之后，全球公共和私人债务上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164万亿美元，比2007年的水平高40%。是全球GDP的两倍多。其中私人部门债务占债务总量的三分之二。不仅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新兴市场2016年债务已经接近2007年水平的3倍，而中国2016年债务是2007年的5倍。许多低收入国家可能将会面临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
然而，全球债务总额仍呈上升趋势。高债务负担导致政府、私人部门和居民更容易受到全球金融状况变化的冲击。比如，一旦经济衰退，利率上涨或经济遭受其他冲击，私人部门偿债压力升高。企业、个人等会削减开支。债务压力过大的甚至可能违约，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债务高企也意味着政府需要将更多资金用作偿债，或者增加税收，或者挤占其他方面的支出，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
受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加息缩表、货币政策正常化过程的影响，国际融资环境可能改变，比如美元利率上升和汇率坚挺。国际资本市场利率升高会直接加重债务负担，而国际资本流动逆转、新兴市场国际资本外流则可能会引发融资困难或展期风险升高。如果这些国家及时采取应对和防范措施，则可以减少国际融资环境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为此，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应当寻求一种稳健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途径，包括在稳定通胀率的同时，开拓财政空间，减少政府赤字，建立财政缓冲，巩固财政框架，提高支出效率和改善税制等。金融政策可以侧重于健全金融监管，提高防范、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建立一个稳健的金融体系。总的来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也有助借款人在收入增加的同时稳步降低债务。
最近国际上一项研究显示，经济危机过后，具备足够政策缓冲的国家产出下降幅度低于1%，而无缓冲的国家下降幅度接近10%。目前来看，许多国家财政结构仍有空间可以改善调整，使之更有利于增长。比如，减少低效能源补贴并改善社会福利，或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不仅有助于提高短期需求，也可支持中长期持续增长，关键是如何使有限的公共资源产生最大的效用，并以此带动私人企业投资。另外还可以通过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税收激励来鼓励私人企业研发投资。IMF估计，私人企业研发投资上升40%，可以带动未来二十年发达经济体GDP5%的增长。
发挥科技潜力 促进技术创新
数字革命带来的各种技术创新迅速改变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通讯、制造业，金融业等，给未来发展带来广阔的前景，但也给经济转型带来重大挑战。
加密资产和区块链在内的金融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有许多潜在的好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包括金融稳定风险以及对金融监管的挑战。金融科技将如何改变传统的金融系统?银行是否会被支持点对点交易的区块链系统取代?目前还不得而知。目前来看，加密资产的规模相对很小，与金融体系其他部门的联系有限，因此引发金融稳定风险也很有限。即便如此，监管机构仍应保持警惕。如果加密资产进一步发展，融入主流金融产品，就有可能放大高杠杆交易的风险。如果加密资产大范围流行而削弱了法定货币的作用，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将面临挑战，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可能难以履行。
加密资产不分国界，它不仅会给一国宏观经济带来影响，更会对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稳定带来挑战。因此，国际合作至关重要。IMF在不断研究金融科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帮助成员国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国际监管框架必须与快速发展变化的金融科技格局保持同步以阻止新的风险出现，同时发挥金融科技的潜能。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不仅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也大大推动了金融业的包容发展，使更多的人拥有了银行账户，有机会使用现代化的金融服务。手机银行、网络银行等金融创新，不仅便利了支付，也促进了金融深化，有利于金融体系稳定发展。对于低收入者，政府甚至可以将补贴和福利款项直接付至公民的银行账户中，政府部门也可以通过更加完善的电子注册系统，弥补税收漏洞，提高税收效率。最近一项研究估计，每年全球有将近20%的公共财政收入，约5万亿美元，因税收体系漏洞而不知其踪。
从长远来看，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总动力。然而，根据IMF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2008年危机之前已经开始放缓，危机发生后更进一步下降，在新兴市场国家尤为明显，从危机前的2.5%年增长率降到目前的0.8%。从2008年开始，发达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非常低，甚至出现负增长。那么，如何推动生产力持续发展?经济的未来取决于传播新知识、开发新技术。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各国共享的增长，技术的跨境传播是核心所在。
全球化通过两种方式加强了知识、技术的跨境传播。首先，全球化使各国能够更容易地获得国外知识。其次，全球化能增强国际竞争，包括新兴市场企业崛起带来的竞争，这使企业有更大的动力创新和采用国外技术。技术的跨境传播对新兴市场的积极影响尤为显著。IMF研究显示，2004–2014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利用现有的国外技术，每年可能创造了约0.7个百分点的劳动力生产率增长，这相当于2004–2014年平均生产率增长的40%。
发展服务行业 促进包容增长
收入不平等程度升高可以说是科技大幅进步的一个负产品。尽管过去几年里一些国家收入不平等状况有所缓和，但总体不平等水平仍然很高。在主要发达经济体，收入最顶层10%的人群在过去二十年中收入增长了约40%，而底层10%的人群其收入增长幅度甚微。与此同时，在今后几年中40多个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增长预计将慢于发达经济体，可能会拉大这些国家与发达世界之间的收入差距。IMF研究发现，过高的收入不平等不仅无益于可持续增长，更可能削弱社会凝聚力，影响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科技的高速发展减少了制造业的就业岗位，许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绕过了制造业部门，从农业直接转向服务业。人们担心制造业的缩小将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中低技能工作的短缺，从而加剧不平等状况。人们也担心服务业的生产率低下，这样的结构变化会使得发展中国家生产率始终徘徊在低水平，难以赶上发达经济体收入水平。
然而，结构转型是经济发展到达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从全球来看，服务业占GDP比重大约三分之二，美国服务业占其GDP约80%，中国50%多，说明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潜力很大，包括金融、通信、医疗卫生等行业都有很大发展空间。IMF最新研究显示，以运输、通信和金融、商业等为代表的一些服务业部门能够达到制造业的生产率水平，且不会低于后者。同时，这些行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吸收从制造业领域释放出来的闲置劳动力，进一步开拓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源泉。
释放服务业潜能需要政府通过政策措施减少进入这些行业的壁垒，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在培训新技能等方面进行更多的公共投资。同时，制造业劳动岗位的消失对某些劳动者群体会产生消极影响。为了促进包容性的增长，对下岗工人进行技能再培训非常重要。对一些接近退休年龄的工人可以考虑加强社会福利措施或制定有针对性的再分配政策等。
(林建海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刘菲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