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能源政策
长期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层面的产业分工和要素最优化配置，在资本流动和商品贸易可以自由流动时，产业会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原材料和人力成本最低，而资本和技术的收益权重将越来越大(而技术创新往往也是资本密集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Piketty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提出：“未来全球经济将回归温和增长的时代，伴随这一趋势资本收益率会不断提高，劳动收益率则相对下降。”这个框架下，资本雄厚的跨国企业、金融机构侵占了经济发展的大多数利益，造成了社会公平的进一步沦陷。
正如国家发改委张燕生所说，经济全球化进程目前已经走进下半场。当收窄的经济增长率不再能让精英和平民一起狂欢时，全民民主就变成了民粹主义对抗资本的战场。从欧洲到美国，这一规律正在一步步应验。而特朗普的政治主张，就具有“逆全球化”的特点，迎合了美国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
一方面，“能源独立”将增加就业机会。特朗普及其过渡团队承诺将削减约束页岩气与煤炭等能源开发与使用的环保法规约束，旨在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就业岗位。此外，随着能源成本降低与产量增大，大批配套基础设施以及下游的钢铁、水泥行业也会创造大量就业。另一方面，“能源独立”在国际政治方面具有更大的意义，减少对中东、俄罗斯石油的依赖，将为特朗普政府在相关政治问题上增加话语权。
在迎合民意之外，从特朗普竞选捐助、过渡团队成员与内阁候选人来看，也可以发现其政策思路的端倪。一批能源与传统工业企业希望通过支持特朗普的“能源独立”主张，改善能源资源开发、加工贸易、设备制造等领域的经营环境，提升价格和经济效益，促进行业做大做强。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能源政策无疑也会受到其捐助者以及团队成员的影响，其幕僚可能会提出更为激进的政策举措，支持化石能源发展，将能源打造成为美国重振实体经济的一个突破口。
根据Opensecret.org披露，在资助特朗普竞选的前50家机构中，有6家能源企业，另有12家企业涉及较多的能源业务，捐赠机构的能源业务多数是化石能源及其配套服务。能源业务企业25%的占比体现了特朗普对能源尤其是油气行业的重视。
在特朗普的过渡团队中，诸如分管能源部的Mike McKenna、能源环境署的Myron Ebell以及负责能源独立计划的Michael Catanzaro等，均为传统工业与大型石油化工企业的说客，并被认为对环境问题持对立态度。而在新提名的内阁候选人中，能源秘书长候选人Harold Hamm、内政秘书长候选人Forrest Lucas与能源环境署行政官Myron Ebell等人，也都来自石油与天然气企业，并对环保与新能源问题持怀疑态度。
然而，特朗普计划实施的“能源独立”、重点行业扶持、贸易保护主义和其他“逆全球化”政策，必然会影响要素的最优化配置，从而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以及诸如环境保护等领域产生负面影响。外界仍需等待特朗普更详细的政策与计划来看清他的取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