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向G20提交了首份《G20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技术性评估报告》，并经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审议通过。《报告》认为，中国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成效显著。
中国的结构性改革进展和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为何能获得积极评价?中国整体经济效率提升的原动力是什么?有关专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劳动生产率稳步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尽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换挡，但增速水平在主要经济体中依然名列前茅。
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是靠资源的粗放投入，还是效率的提升?《报告》显示，2016年，以不变价购买力平价水平衡量的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相比2007年金融危机前增长了约1倍。生产率增长已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生产率的提升，离不开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这三大‘发动机’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动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
李佐军表示，近年来，中国改变了以需求管理政策应对挑战的方式，采取结构性改革的办法，有针对性地解决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问题，对生产率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认为，随着人口红利的减少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强化，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转到依靠生产效率的提升上来。近年来，处于转型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结构性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带动了生产率的提升。
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室副主任陈建奇看来，生产率的提升，离不开教育的投入、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的迁徙。
陈建奇分析说，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教育投入，已经通过立法将教育支出纳入法定支出，确保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达到4%。与此同时，企业也在加大产业转型升级力度，通过引进先进的设备，促进企业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另外，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劳动力等要素跨城市大规模流动加快，客观上也助推了生产率的提升。
“我国政府重视创新，并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是促进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副教授李昕说。根据教育部财务司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信息研究中心撰写的《“十二五”中国教育经费发展报告》，“十二五”时期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增速达到了13.05%。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年均增速14.78%,远高于同期年均7.9%的GDP增速。得益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虽有所下滑，但人均收入依然保持较高增速。
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近年来，尽管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2013年至2016年，城镇新增就业连续四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稳定在5%左右。《报告》认为，高水平就业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持续提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稳定的就业形势，客观地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正不断加强。”李昕说，在全球经济持续多年脆弱复苏，贸易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趋势不断抬头的背景下，就业形势总体平稳，是结构性改革措施的重要成果。
陈建奇认为，我国就业保持平稳，一是由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了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尤其是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加入创业大军，促进了就业增长。其次，互联网催生的新业态快速发展，不少传统行业出现“互联网+”或“+互联网”，引发新业态竞相迸发，对吸纳新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再次，服务业快速发展，增强了就业吸纳能力。
“就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李佐军也表示，近年来我国就业保持总体稳定，主要由于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加之一些新兴产业和新兴区域发展提速，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扩大。此外，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持续推进，很多个体通过弹性就业的方式解决了就业。
“就业的增长也会带动居民收入的增长。最近几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就业形势较好，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保持较快增长，这又会对就业增长形成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业和经济增长是互为因果的。”卢锋说。
行业准入壁垒减少
《报告》指出，中国实施简政放权，特别是通过“三证合一”“一站式”监督等“放管服”改革，减少了行业准入壁垒，提高了市场总体效率与活力。
在李佐军看来，“放管服”的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特别是通过推动政府自身改革，把权力下放给市场和地方政府，努力为企业、创业者等各类市场主体创造更有利于创新、更有利于释放活力的制度环境。
“政府的权力下放，就意味着市场主体权力的扩大，活动自由度的增加。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然会不断提升，市场活力也会被进一步激发。”李佐军说。
“作为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突破口，‘放管服’改革将使政府职能进一步调整，并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陈建奇指出，近年来国务院推行权力和责任清单编制试点，通过自贸试验区探索行政审批等制度改革，企业办事更方便，证照办理时间大大缩减，市场准入门槛降低。
卢锋指出，“放管服”改革实现了政府的自我瘦身和合理化定位，可以更好地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依靠“放管服”改革，可以使政府行为更合理，制度更有效，使体制改革的活力得到释放，更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增长。
李昕表示，2017年以来，我国民间投资增速显著回升、工业企业利润持续增加、城镇新增就业保持较高水平等，这些成绩与“放管服”改革密不可分。
结构性改革须再深化
《报告》在肯定G20各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成效的同时，认为各国需要进一步加强结构性改革的力度。
“根据《报告》，纵向比较看，我国各领域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改善趋势，但从横向看，反映包容性增长的基尼系数、反映市场竞争的营商环境指标等部分指标仍落后于G20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李昕说，尽管我国在九大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的各项结构性指标不断改善，但各指标背后反映的结构性矛盾并未真正解决，结构性改革仍任重道远。
卢锋认为，中国还需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结构性改革。在下一阶段的改革中，应科学界定宏观调控和结构性改革的关系。从中长期看，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重点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上，以改革寻求治本之策，使经济运行更有效率，使宏观经济能够尽快走出下行调整阶段，适应和引领新常态。
“去杠杆等改革将成为未来更加重要的内容，但不能因为要去杠杆而强行压缩债务，这种方式可能促使相关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去杠杆应寻求新的手段。此外，降成本补短板的改革应着眼长远，着力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陈建奇说。
“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改革，而不是结构调整。”李佐军建议，在改革中要把重心真正落到改革上，牢牢抓住制度性改革这一牛鼻子，抓住提高效率这一核心环节，努力依靠创新驱动来拉动经济增长。同时，要进一步拓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围，在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的同时，加快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构建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等，加快改革经济结构中不合理的制度。此外，还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等，让企业在结构性改革中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