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的胜利召开，给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强劲信心。日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组织召开了一次以“寻找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为主题的研讨会，经济学者们齐聚一堂，热议经济发展关键词，寻找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人均收入翻番的新内涵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未来将何去何从？袁志刚教授指出，十八大报告的一个重要亮点，就是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从经济视角来衡量，有一个数量型的指标，即报告中提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他说，这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目标，尤其是除了总量目标，还明确了人均目标。“如果按照目前的人口预测，在这十年里我国人口还有增长，这样人均收入翻一番的要求就更高了。”
根据袁志刚的预测，中国经济年均GDP增速保持在7.5%左右，才能保证到2020年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他指出，尽管过去30年经济年均增速在10%左右，但今后十年要保持7.5%的增速，却很不容易。他指出，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其实是靠要素驱动的，把7亿多劳动力转移出来，在全球化过程中，与世界上所有先进的生产要素共同驱动，创造了 “中国制造”的辉煌。而当前，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正在发生变化，例如劳动力供应量、劳动力结构等变化，使劳动工资提高成为趋势，再加上环境、能源等方面的条件都越来越有约束。因此，GDP翻番和收入翻番的目标，背后的内涵显然不仅仅是数量型的增长，而是包含着转型任务的目标，只有实现转型，才能达到设定的发展目标。
专家指出，中国未来发展新动力，是要从原来粗放的要素驱动，转到效率驱动，这样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空间就会非常大。而效率驱动的关键是建立要素市场，关键是要素市场改革，把要素价格搞对，这样才能形成效率驱动。袁志刚把中国未来的新动力形象概括为做好 “空间”和 “时间”两大块。 “空间”就是做好城市化以及全球化环境下的开放，“时间”就是把金融资源的时间价格做准确。
此次报告中，对于小康社会的蓝图除了数量型的描述之外，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文化建设、资源环境问题等，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如何实现公共产品均等化，在协调这些问题的同时又如何做到不影响增长动力？这些都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专家提醒，还有一个长期因素需要正视，即人口的老龄化。因此，金融显得更为重要，金融不能无视储蓄、投资者的利益，要把金融的效率发挥出来，适应于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提高金融效率，财富管理可以保证，那么中国经济将会获得一个更持久的发展。
要投资，但要有效率的投资
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影响发展的作用要素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发展将逐渐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那么如何提高效率，就成为下一阶段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殷醒民教授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有挑战，但可以实现。实现目标的路径，一是提高技术效率，二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完善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能力。
他指出，经济增长要保持一定速度，还是需要投资的。他说，投资下降，会导致消费和出口下降。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离不开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强的技术创新能力，而这些都是基于资本积累率的不断提高。打个比方，一条扁担的运输量肯定不如一辆自行车，一辆自行车的运输量则不及一辆汽车，一辆载重卡车行驶的距离远不如一架飞机，殷醒民说，中国制造业的资本积累尚处于从“自行车”向“汽车”的过渡时期，更需要加快步伐迈向 “飞机时代”。而工业革命的前提是大量的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高低决定了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生产率差距缩小的程度。由此可见，适当的投资在下一阶段依然是必要的。他指出，资本的形成有三个部分，一是物质资本，二是提高制造业的人均资本存量，三是人均技术开发资金量，这是技术资本投入的基本指标。
但专家强调，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是有效率的投资，需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这就必须进一步打破垄断、放松管制、鼓励竞争。殷醒民说，经济是否转型有两个关键的经济特征，一是拥有强大的民营企业部门，二是以竞争的方式配置资源，这样做的结果是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并必然导致经济资源的分散，而经济资源的分散是市场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正向循环，也就确保了市场经济的长期繁荣。
华民教授则指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同样不能脱离外贸。他说，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最大的区别是规模经济，只有产能达到一定程度才能盈利，而企业如此大的产出必须靠贸易平衡，从贸易的顺差和逆差来看，制造大国往往是顺差的。他指出，目前仅靠内需，还不能推动经济增长。目前我国还存在着二元结构的问题，一半人口在农村，经济发展还未进入群体大规模消费阶段，没有达到内需全面释放的临界值。
华民强调，如果完全没有出口，便没有投资、就业、收入和消费，而且也不会有进口，因为从经济学角度，进口也是出口的函数。消费规模应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因此，中国经济要形成大规模的消费动力，一定是经济起飞、产能释放、外贸增长所带来的。做好外贸，应该继续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善于利用跨国公司的渠道，靠贸易自由化和对外投资来平衡贸易，而不是靠汇率变动。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十八大报告中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报告中强调，“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得到了经济学者的热烈呼应。专家们指出，要实现效率驱动，一个关键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是要让民营经济更快、更健康地发展。
张军教授提到，现在中国经济中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中国的流动性很充分，并不缺钱，但另一方面，企业要借钱非常难，融资成本很高，这反映了大量的金融资源被四大银行垄断的情况。他说，这只是一个例子，事实上垄断还依然存在于许多方面。过去，大量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不能持续增长，它们的有效投资需求一直不旺，是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空间，很多领域不能进入。在一些上游行业里，常常是一家或几家独大，更多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要进入这些领域比较难。而按照打破垄断的经验，当国企、国资退出后，在竞争性行业中为非国有企业创造很大的空间，非国有企业就有很强的动力进行设备投资，劳动生产率增长非常快。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政府和市场关系很重要。他希望，这样的经验可以扩展到更多经济领域，他特别提到，打破垄断最关键的问题是缺乏改革的动力，过去毕竟许多国有垄断的行业多为亏损的行业，所以有改革动力，而现在，垄断集聚的都是赢利性行业，推进改革就存在更大阻力。
孙立坚教授也指出，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种扭曲，在竞争最激烈、最残酷的市场中的企业，集中的大多是民营企业，而国有企业则开始向资源性行业集中，“民企‘做面包’，国企‘分面包’，这其中就会带来很大的利益扭曲的问题”。他说，只要打破垄断，企业是有能力配置资源的，也会从成本上考虑优化配置，从市场效率角度选择自己所处的合适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