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初的增速下行到年底的触底回暖，每一步变化都牵动着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的神经。进入2013年，中国经济又将有怎样的表现呢？摩根大通将2013年GDP增长预期上调至8.2%。认为2013年中国经济将经历周期性复苏，但增长潜力仍将处于长期下行通道。
对明年的政策预期，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认为财政政策可能比2012年更加积极一些，预计2013年财政赤字比2012年高4000-5000亿，达到1.5万亿左右；货币政策稳中趋松，主要依赖公开市场操作灵活管理流动性，不会出现多次降息降准。2013年净贷增长幅度将略高于2012年，预计净增量8.6万亿元。
上调2013年GDP增长预期至8.2%
往事并不如烟，2012年将是中国经济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中国发电量和出口的同比增长都在年内创出了近年的新低。国家统计局上周五公布的全年经济数据显示，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7.8%。
展望2013年中国经济，多数研究机构都将2013年中国GDP增长预期定在了8.1%。摩根大通更乐观，上调2013年GDP增长预期至8.2%。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表示，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推动2012年下半年经济实现复苏的三大动力将在2013年得到延续。首先，自2012年中起加速的政策松动将继续影响经济活动。最瞩目的要数基建投资，如：铁路和地下轨道交通投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风向标的新开工项目投资总额显示这一趋势将在近期得到延续。
其次，2013年楼市将延续去年三季度开始的复苏走势。通常在房地产发展周期中，复苏期始于住房交易的反弹，紧随其后的将是房价回升，然后是建筑及投资活动的复苏。摩根大通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目前正处在复苏期的第三个阶段。
近几个月制造业亦显示出令人振奋的回暖迹象。2012年10月及11月两个月的企业盈利数据显著回升。同时，企业去库存似乎已告一段落，库存重建已经开始。制造业企稳对于中国经济在2013年的复苏至关重要。
更值得欣慰的细节是，不仅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停止下滑，中国经济赖以支撑的外贸出口也有稳定的迹象。因此，相对于今年上半年到年中时的极度悲观，眼下许多人的信心又开始恢复，对2013年的展望也越来越正面。以2012年四季度出口数据为例，同比增长9.4%(2012年三季度为同比增长4.5%)。环比来看，四季度出口和进口的季调折年增速分别为20.0%和23.8%，而三季度则分别下降11.0%和0.4%。
“鉴于四季度数据好于预期，我们将2013年GDP增长预期由此前的8.0%上调至8.2%。”朱海斌表示，2013年中国经济将经历周期性复苏，但增长潜力仍将处于长期下行通道。与去年中国同时面临周期及结构性因素引发的双重放缓相比，目前的状况已经大为改观。
不过，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持不同看法，认为2013年经济增速大致与2012年持平，达到8%的可能性不大。
新增贷款预计在9.2万亿元左右
展望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作为转型之年的2013年定下了政策基调，明年政府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继续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
对于明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向松祚预期，货币政策稳中趋松，主要依赖公开市场操作灵活管理流动性，不会出现多次降息降准。2013年净贷增长幅度将略高于2012年，预计净增量8.6万亿元。市场其他机构预期，相比于2012年8.4万到8.5万亿元的预估增加值，2013年人民币新增贷款预计在9.2万亿元左右；有的预测在9万亿，社会融资总量在15.5万亿左右。
向松祚认为2013年的货币政策着眼点有三个重点。首先，“扩大融资规模”及“贷款的适度增加”表明2013年的货币政策基调将是“略微偏向宽松的稳健”，经济连续下滑后虽然将重新企稳，但增长的后劲仍然微弱，短期内依然需要适度宽松的流动性作为支撑。另一方面，我们继续强调，2013年的宽松不可能是 2009年及2010年“信贷爆发”的重演。存量流动性压力依然巨大的背景下，管理层需要顾虑流动性重新开闸。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3年财政政策同样做出了表述：“在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又不会造成重复建设的基础设施领域加大公共投资力度。”
对此，有研究机构认为明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与结构性减税紧密结合，显然，财政支出压力较大。
根据公开信息，政府的综合负债主要包括中央政府的内外债、地方政府债务、以养老金缺口为主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三个部分。
向松祚告诉南方日报记者，任何财政政策都无法同时实现减税、增支和控制赤字。他预计2013年财政赤字比2012年高4000-5000亿，达到1.5万亿左右。主要用于结构性减税。
■观察
新一轮价财税改革将至
财税政策调控将着力服务于十八大后新一轮发展和改革高潮的平稳展开。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坦言，经济社会发展中种种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财政投入；而当前经济社会运行中各种问题的出现，又与1994年“分税制”改革挂钩。
“现实生活正在呼唤新的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贾康称。
对于备受关注的资源税改革，贾康认为有望成为中国基础品价改和电力体制改革攻坚克难的重要切入点，并长远产生节能降耗的杠杆作用；房产税改革试点适时扩大范围将引致地方税体系框架建设及其配套改革事项的一系列积极拓展，并在房地产调控、收入再分配优化等方面产生正面效应；个人所得税分步走向“综合加分项扣除”模式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新财政改革旨在提高中国地方政府的透明度及预算灵活性，具有正面信用影响。”著名的评级机构莫迪做出上述评价。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对于其自有税收的控制权较小，缺乏上调税率或开征新税的权力，因此诉诸于一些最终难于管理和控制的费用和收费。此外，中国纵向财政失衡的现象对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形成制约，并削弱其履行财政责任的能力。纵向财政失衡是指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大于中央政府，但税收能力却小于中央政府。
根据改革建议，中央政府会向地方政府赋予以下税收管理权限，从而增强地方政府税收能力：调整税率及开征新税；对战略性行业给予税收减免；征收新地方税，其中主要是房产或其他财产税。如果这些改革措施能提高地方政府自有收入的比例，并允许地方政府在有需要时调整这些收入来源，将会提升其财务灵活性，最终使经济实力较强，审慎管理财务状况能力较高的地方政府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