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将聚焦全球机遇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参加达沃斯(Davos)论坛的人士心中总是抱着无尽的乐观。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曾是赞美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可能性的盛会。但这一切因金融危机戛然而止。前四届达沃斯论坛笼罩着一股全球资本主义穷途末路之感。代表们对一切都忧心忡忡——欧元、银行业、不平等问题、失业等等。

习近平已经平稳地接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最近的数据也显示，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强劲，出口开始反弹。

关于印度的看法也经历了类似的周期。去年年中，印度经济增长放缓，政治瘫痪，因此人们越来越质疑印度的前景。但最近几个月，印度重启改革进程，2012年的增长率肯定会超过5%。悲观态度有点杞人忧天了。

甚至连日本这个过去20年来任何刺激措施都不见成效的国家，也激起了人们更浓厚的兴趣，原因是以安倍晋三(ShinzoAbe)为首的新一届改革派政府上台。

乐观与悲观之间的天平总是既受到个人环境的影响，也受到理性分析的影响。因此，去年股市历经牛市，这将振奋达沃斯论坛与会者的情绪。这个月，标准普尔500指数(S&P500)创下5年来的新高，富时环球指数(FTSEAll-World)也达到18个月来的最高水平。甚至连银行家参加这次达沃斯论坛时，都有可能恢复几丝昔日神气活现的派头。毕竟，银行业已经数月没有发生丑闻、破产或者被捕事件了。

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意味着，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将再次专注于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这次论坛的表面主题是“弹性与动力”(ResilientDynamism)，这是典型的达沃斯式口号，虽然诚挚，但没有传递什么信息。）

不过，那些依然先忧而后乐之人，在今年论坛上仍将有足够多需要担忧的问题。与会者最大的问题是，这些积极的发展势头能否持久，抑或只是昙花一现。事实很可能证明，达沃斯论坛结束之后数周，危机感可能卷土重来。

西方世界里存在着两个明显的潜在诱因——它们注定会成为达沃斯论坛的讨论议题。第一个威胁是：美国国会可能在2月底拒绝提高美国债务上限，令市场对美国的信用度再次产生怀疑，并危及美国政府的正常运作。

第二种风险（也将在今年2月底出现）是意大利大选将终结该国的技术官僚政府——正是这个政府帮助恢复了市场对欧元的信心。意大利重新出现政治不稳定，并做出民粹式的开支承诺，可能成为欧元区危机重燃的诱因。

在最近几年的达沃斯会议上，亚洲代表有时会向欧美代表发表有关西方政治失灵的道貌岸然的演讲。但今年，他们自己也需要回答一些棘手的问题。过去一年里，中国与多个邻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尤其是中日冲突显著升温。

严肃的观察人士将开始讨论中日之间因尖阁诸岛（Senkakuislands，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争议而爆发武装冲突的真实风险（尽管可能仍很遥远）。中日武装冲突很可能会把美国“拉下水”，因为美国已明确表示，钓鱼岛是《美日安保条约》(US-Japansecuritytreaty)的适用对象。风险从未达到如此的高度。

但同时，世界也必须应对中东的真实冲突，尤其是日益血腥、已导致约6万人死亡的叙利亚内战。由于联合国(UN)相关机构总是出席冬季达沃斯会议，叙利亚难民的困境注定会成为会上的重要议题。而难以预料的是，与会的世界领导人对于叙利亚冲突的解决能否形成新的思路。

查克·哈格尔(ChuckHagel)被提名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将强化如下一种印象：美国基本没有兴趣对中东进行军事干预，因为哈格尔一直在严厉批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甚至高度质疑美国对利比亚事务的介入。

然而，就在代表抵达达沃斯的前几天，法国对马里进行了军事干预，出兵轰炸了伊斯兰武装反政府势力。法国政府的主要成员每年都到邻国瑞士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他们将就干预马里背后的风险和战略接受严密的质疑。

气候变化的危险也有可能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再度引发关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环境和气候引起的担忧便已成此论坛的一项重要议题。但后来，在达沃斯论坛和其他场合，经济危机在议程中的位置都排到了全球变暖问题的前面。

但在过去几个月里，在经济担忧有所缓解的同时，由于极端天气袭击了纽约和澳大利亚等地区，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担心又开始升温。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全面讨论气候问题的绝佳论坛，因为与会代表不但包括许多此领域的顶级科学权威机构，还包括必须为解决该问题达成协议并做出决策的政治人物。

温和批评世界经济论坛的人士辩称，相对于解决问题，该论坛更擅长的是描述和讨论问题，比如气候变化等问题。激烈的批评人士则表示，该论坛本身构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因为它塑造并强化了一种精英共识——此共识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收入不公和环境退化。

然而，达沃斯论坛的某些可取之处在于，它经常邀请这些批评人士来到温暖的会议厅，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没有被忽视，只是被边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