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2年年初，国资委可能向五大发电集团——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注资百亿的消息就在电力行业内部流传。但直到今年3月5日，注资才揭开面纱。
财政部向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的2012年-2013年预算报告显示，2012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超收收入安排用于对五大发电集团补充资本金。报告没有透露注资理由及具体金额，只是称“有关情况国务院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而在“2012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情况”中显示，2012年用于央企改革脱困补助支出达301.7亿元，比预算数增加了76.7亿元。五大发电集团获得的注资很可能来源于此。
3月7日，中电投总经理陆启洲在全国“两会”期间向财新记者证实，2012年度国资委向中电投的注资已经完成，金额为12亿元。他表示，五大发电集团获得注资的金额相同。照此计算，2012年国资委向五大发电集团注资总额为60亿元。据财新记者了解，针对五大发电集团的注资计划持续三年。
五大发电集团资产负债率均超过80%，火电业务多年亏损，然而从部分发电集团及其上市公司业绩看，2012年普遍盈利。这次“静悄悄”的注资是否合理，以及国资委是否有效行使出资人职责等问题均值得推敲。
注资悄至
五大发电集团对国资委注资渴望已久。早在2012年“两会”期间，华电集团总经理曹培玺就曾建议，国家应增加对中央发电企业的资本金注入，降低其资产负债率。在发电企业看来，多年煤电价格关系不顺，火电连年亏损，企业投资火电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根据财政部对五大发电集团运行情况的统计，2011年火电累计亏损312.2亿元，比2010年增加亏损190.7亿元。
此后，财新记者曾追踪注资进展，但国资委与五大发电集团内部人士均保持沉默，注资一事似不了了之。
从五大发电集团截至2012年三季度末的资产负债表上，也无法发现前述注资，由此推断，共60亿元的注资应在四季度才实施。然而今时不同往日，2012年初注资传言开始之时，发电企业正身陷巨亏泥淖，而到了2012年年末，受益于煤价疲软和汛期来水较丰，发电业务经营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好转。
华能集团旗下的华能国际2013年1月末发布的2012年度业绩预增公告显示，公司201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2011年同期相比将增长340%以上。
中电投的年度工作会议则显示，集团2012年营业收入1794亿元，增长13.76％；利润总额53.28亿元，EVA（经济增加值）14.4亿元，均创历史最好水平。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都实现了大幅度增长，资产负债率得到有效控制，下降了1.23个百分点，同时火电业务整体实现扭亏增盈。
一位电力行业专家向财新记者透露，除了国资委，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对这一注资态度颇为积极。他亦认为2012年发电企业亏损局面已经有所改善，再进行注资难称合理。而发电行业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有历史欠账”。
发电企业也在担心这个问题。中电投总经理陆启洲向财新记者表示，因为经营情况有所好转，国资委是否会继续注资还存在疑问。而站在一旁的国电集团总经理朱永芃听闻此话即表示不同意见：“我们资产负债率还那么高??”
在注资传言刚刚传出之时，业界便有不少观点认为，数十亿元的注资对于解决发电集团的资产负债率问题，无异于杯水车薪。
国企改革专家周放生则向财新记者分析，发电集团的高资产负债率主要是这些公司投资不当造成的。各家公司每年的投资支出均在数百亿元规模。前述电力行业专家认为，尽管目前火电盈利有所改善，但五大发电集团此前收购的一系列煤炭资产可能会给公司带来新的挑战——高价收购，但煤价下跌，电企要获得高质量的煤矿资源也非易事。[page]
难见披露
如果不是财政部预算报告“露出冰山一角”，此次注资就悄悄发生，悄悄过去，外界难知端倪。
国资委并未对注资一事公开披露，五大发电集团的各种公开资料也难觅注资痕迹。一位发电集团老总对此的回应是“集团公司不是上市公司”。多位发电集团中层亦表示不清楚注资事宜。
“如果是私企，这样说没问题，但国有企业不一样。”周放生对此评论说。他认为，作为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理应对公众——也是股东——披露这一消息。使用国有资本经营的超收收入对发电集团进行注资，透明性至关重要，公众有权知道这些企业的经营成本、产品价格、注资用途以及标准。
但时至今日，细心者只能从财政部预算报告的只言片语中捕捉到一鳞半爪，而无从得知上述注资详情。
国资委对国企注资早有先例。天则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3月发表的报告中曾指出，2007年-2009年，在有整体巨额利润的情况下，中石油和中石化仍获774亿元补贴。此外，2008年-2009年，两家航空企业、五家电力集团和两家电网公司，获得国资委注资约160亿元。
上述注资行为被媒体披露后，曾引起舆论哗然。特别是垄断且赚钱的中石油和中石化获得补贴更令人难以理解。
而根据财政部报告，2012年中央企业上缴红利仅有不足8%用于民生支出，大部分收益以科技创新、节能减排项目、改革脱困补助、国有经济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名义重新回到央企内部。2012年央企改革脱困补助支出达301.7亿元，比预算数增加了76.7亿元。
一方面，对国企拥有的相对垄断地位和优惠条件批评之声不绝，另一方面要求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并将之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民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很可能出于对舆情的顾虑，国资委对此次注资低调隐秘，但这与其代表全民履行出资人的职责并不相符。
电企该不该注资？
发电集团火电业务的窘境源于多年来的电价管制和煤电顶牛。
煤炭价格的涨落直接决定火电企业效益。2004年以来中国开始采取自主衔接签订合同的方式，煤价除重点煤外，大部分随行就市，大幅上涨，电价则始终实行政府管制、成本加成的定价模式。后来中国推出煤电联动机制，承诺煤价上涨超过一定幅度，将相应调整电价。这一机制受到业界批评，实际上走的还是成本定价的老路，而非让市场形成价格。不过，因中国政府对物价上涨的担心，煤电联动并未按规定有效实行。
有发电集团内部测算，要弥补2004年至今的煤电联动不到位，每千瓦要补0.07元-0.09元。煤电顶牛严重之时，发电企业曾以进行设备检修为名少发电或不发电，在全国造成大面积电荒。
去年年末国务院办公厅发文称，自2013年起取消重点合同，取消电煤价格双轨制，强调继续实施煤电价格联动——当电煤价格波动幅度超过5%时，以年度为周期相应调整上网电价，同时将电力企业消纳煤价波动的比例由30%调整为10%。但其执行情况仍有待观察。
周放生认为，对因管制电价带来的发电集团亏损进行补贴也不无道理，但应由财政出资，全体纳税人分摊，否则，“民营谁补？外资谁补？”由股东出资的变相补贴在逻辑上就存在问题。
另一方面，让市场形成电价是中国推行电力改革的主要目标，但电改停滞多年，在现行电价体制下，发电企业降低成本意愿并不强烈，而煤电联动只会推动企业寄望于调整上网电价来改善困境，上涨电价最终由电力消费者埋单。华电集团公司政策与法律事务部主任陈宗法在年初的行业会议上呼吁“继续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在发电侧逐步实现市场定价，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电’与‘市场煤’的体制矛盾。” 要让五大发电集团摆脱现在这种要补贴的局面，中国惟有将电力改革继续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