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期向平稳增长期过渡，从经济转型和市场竞争加剧这些趋势性变化看，有利于物价稳定。但另一方面，我们仍然面对货币存量规模偏大、地方政府投资冲动、食品涨价压力较大、输入性通货膨胀风险较大等诸多挑战，物价形势仍比较严峻。应多策并举，做好稳定物价的工作。
☞ 经济转型有利于物价平稳
随着国内外市场环境趋紧、要素价格提高，持续多年以粗放、低水平数量扩张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开始向集约和质量效益的方向转变，我国经济进入了重大转型期。这一变化给物价形势带来两方面影响。
一方面，市场需求降温为物价稳定提供了有利条件。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需求降温、市场由供不应求转向供大于求，总体上会促进物价稳定。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市场需求水平明显下降。2001年至2007年，世界货物贸易进口额年均增长14.1％，2008年至2011年降低到3.8％。受城镇承载能力的瓶颈制约，国内汽车、住房市场也明显降温。具体表现为现有城镇空间难以承受汽车总量的快速增长，一线城市支持住房建设的土地、基础设施潜力不断下降。这些因素越来越明显地制约了汽车、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速度。比如，2002年至2010年汽车销量年均增长24％，但2011年降低为2.45％，2012年为4.3％。外贸出口和以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两个主要引擎，也是决定市场需求水平的两个关键因素。受国际市场降温影响，外贸出口增速由2003年至2008年的29.2％，降低到2008年至2012年的9.4％；汽车和房地产市场需求增速降低，则引起了重化工原材料、装备制造、能源、交通等多个产业市场需求水平下降。这些导致市场需求水平全面下降，既是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转型的重要原因，也成为促进物价稳定的重要条件。在需求不足、竞争加剧的约束下，预计各类涨价行为总体趋于减少。
另一方面，要素价格提高使成本推动的涨价压力加大。劳动工资、土地、水等资源价格、原材料价格是决定企业生产成本的主要因素。这些价格不断提高，必然会不断抬高生产成本，加大涨价压力。2002年至2011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由每年12373元增加到每年41799元，增长了23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涨了70％，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上涨了52％，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涨了35.8％。要素价格上涨、生产成本提高，既是推动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的重要原因，也加大了物价上涨压力。
综合来看，经济转型使市场供不应求引起的涨价现象普遍减少了，但成本推动的涨价压力加大了，影响物价的主要因素转到成本方面。由成本上升到价格上涨的传导过程大体是：成本提高——企业利润降低——生产数量减少——价格提高。现实经济活动中，面对利润下降，企业主要有三种选择：第一，无视利润下降甚至亏损，继续维持生产；第二，加强技术创新、加强成本管理；第三，转向其他产品生产。在市场需求水平总体下降时，转向其他产品生产以避免利润下降的空间有限，因此企业主要会做前两种选择。这些选择都不会减少生产的数量，不会引起价格上涨；做出第二种选择的企业还会通过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消化成本上升因素。这一分析表明，与市场需求降温同时发生的生产成本提高，主要会表现为产能过剩矛盾突出，技术进步加快和成本管理加强。因此，由粗放、低水平数量扩张为主要特征的经济高增长期进入经济转型期后，物价涨幅总体将趋于平稳。
☞ 物价上涨压力仍不容低估
2013年，我国经济运行仍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平稳增长阶段的过渡期，既存在很多影响经济增长稳定的因素，也存在较多影响物价稳定的因素，对物价上涨压力必须要有足够估计。
一是货币存量明显偏大，社会融资增长较快。2012年末，广义货币余额97万多亿元，是2012年名义GDP的1.88倍，较2008年的1.58倍扩大了19％。表明2009年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后，尽管进行了持续调整，但累积的货币存量仍然明显偏大。2012年在货币政策预调微调背景下，货币供给量特别是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又开始加快，货币存量进一步膨胀。尽管受经济增速回调影响，市场预期不断下降，对货币的需求不断降温，但如果出现刺激预期和需求的因素，因货币过多而推高价格的风险仍然较大。
二是食品价格上涨压力仍然较大。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由吃饭产生的刚性食品需求规模巨大；中国农业生产能力尽管不断稳固和提高，但“靠天吃饭”的特征并未完全改变。在人口大规模由农村转移到城镇的过程中，食品需求的城乡布局、区域布局特点很快发生变化，而相应的农产品、食品生产供给格局并未跟进调整，食品流通体系、市场建设相对滞后。这些都决定了食品供求总体还处于紧平衡状态。另一方面，受土地生产能力的制约，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相对较慢，务农收入提高导致的工资成本增加，大部分会刚性地传导为食品价格上涨。食品涨价的这些压力，还会因为市场秩序不规范、价格监管不严格，演变为流通环节加价行为，进一步推动食品价格上涨。
三是输入性通胀风险较大。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陆续推出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欧元、日元发行量持续扩大，世界货币存量持续较快扩大。目前美国经济出现温和向好趋势，实体经济开始恢复，对矿产资源等初级产品的需求有可能增加。这些真实需求变化与货币存量巨大的现状结合，可能推动大宗商品现货、期货价格出现较快上涨，进而提高我国进口商品价格。
四是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冲动仍然比较强烈。近年来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专项规划批复较多，利用规划赋予的“先行先试”条件，强调省情、市情、县情不同，不顾财力、不顾市场需求前景而加快项目建设、加快发展步伐的现象时有发生。近来围绕加快城镇化建设，又出现了一些缺少科学规划、长远布局考虑的造城运动。这些都表明由制度性因素支持的地方投资冲动很强烈，如果调控引导不当，就会与货币数量偏多的潜在风险结合起来，推高价格。
此外，房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也是影响物价上涨的因素。综合来看，在经济由高增长期转入中速增长期的过程中，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风险不容低估。
☞ 稳定物价的几个政策建议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稳定物价需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按照稳健原则把握好货币政策力度。兼顾稳增长与稳物价双重目标，调节好货币供给量的增长速度。根据商业银行资金风险约束现状，特别要防控好信托等表外业务过快扩张带来的金融风险和通胀压力。
二是落实好稳定农业生产的各项政策措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稳定增长。特别要稳定发展农业生产，强化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统筹规划农产品市场流通网络布局，加快推进以城市标准化菜市场、生鲜超市、城乡集贸市场为主体的农产品零售市场建设。
三是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不放松。各级政府要严格执行商品住房限购措施，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要加快房产税试点步伐，扩大试点范围，尽快发挥制度因素对投机、投资性购房活动的约束作用；积极增加普通商品住房及用地供应，加快保障房建设，完善保障房的相关制度。
四是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中央财政应加大对社会公共事业、基本社会保障的统筹安排力度。根据科学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加快改进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突出社会公共事业、社会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方面的相关指标。从制度建设上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五是抓紧完善和加强食品、药品等重大生活必需品的安全和价格监管。坚决打击各类不合理的涨价行为，将食品、药品价格变化与生产成本变化建立内在联系，从加强管理上稳定这些产品涨价的幅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