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靠的是一招鲜：大量制造低利润率的产品供世界各国享用。如今，这种增长模式已经止步不前，这不只是周期性原因抑或是短期内的暂时现象，而是因为它已经走到了尽头。钢铁、水泥、光伏面板和建筑材料等很多领域出现产能过剩，企业的成本结构不断上升、全球竞争力日益下滑、盈利能力减弱，这些都是明证。
根据法国里昂证券（CLSA）对428家中国上市企业（除银行外）的调查研究显示，企业利润率已经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大约30%下滑至如今的10.5%。由于缺乏研发和创新，导致中国企业的价值链无法向上游延伸，中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下降。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很多国有企业，通过不断向银行借款或者相互拆借来维持运营。自1997年以来，中国企业（不包含银行在内）的股本回报率下滑了约35个百分点，企业杠杆率则上升了33个百分点。
虽然中国的经济模式在短短30年时间里帮助其5亿人口脱贫致富，此等成就是空前的，然而目前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经济已经被它自身的成功束缚了手脚。
虽然家庭和一般政府债务（中央、省级和地方）似乎是处于可控状态下——2012年各占GDP比重约为30%和50%——中国经济的重大风险依然是不断飙升的企业债务。企业借款的主要来源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这个平台是为那些不允许直接发行债券的地方政府（只在最近有个别例外）所用。从变得越来越庞大的企业应收账款来看，影子银行和计息的企业内部借款也是一部分源头。
根据大多数的估计，中国企业债规模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0%到超过200%不等。即使是150%这个最低估计值也显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企业负债率最高的国家。更有甚者，这其中大部分债务为不良贷款，必须通过发行新债来加以维持，这是 “能拖一天是一天”的典型例子。
在先前发生的数次金融危机中，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整个系统的实际杠杆化程度，相比之前的所有预期，哪怕是对最坏情况的预期，都要严重得多。只有当危机再也捂不住，银行或者企业请求对其表外负债进行救助时，实际的风险状况才得以曝光。权威机构这才意识到现实超出了他们最大的恐惧。
显然，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个路障。该国需要迅速打破当前的增长模式，从一个依赖出口、投资和制造的增长模式转型为依靠内需、消费和服务拉动的经济。
当前的中国面临着一个结构更加复杂、更加多样化的国内外经济环境。这一转型要求中国提高全球竞争力。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必须增加研发投资，更重要的是，培养创新精神。中国需要立即行动起来。
支持中国搞国家资本主义的人认为，在其早期的“追赶”阶段，国有企业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这个阶段，中央政府的经济计划部门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巨额资本投资，创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成功案例。但创新必须承担风险，挑战现有的惯例、规范和权威，在结出为数不多的创新果实前，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很多失败。真正意义的创新必然带有颠覆性，而这并不是国有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所具备的文化基因。
为了促进创新，中国必须允许充满开拓精神的民营经济生长和繁荣，但这却与其推动国有企业发展的趋势相背离。2008年和2009年庞大的刺激方案和2012年下半年较小规模的刺激计划都是以支持国企为出发点，而且国有银行信贷资源的错误配置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将于今年10月举行十八届三中全会。观察人士预计，届时政府将把一套庞大的改革计划具体到细节，以实现经济再平衡。迄今为止，中国领导人只是口头承诺，还没有拿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我们预计北京将继续在“改革”和保持现状之间仔细斟酌。
如果改革和经济再平衡可以纠正过去政府主导经济增长导致的扭曲现象，那这是好事。不过，改革也意味着经济增速放缓，那些受政府提供廉价融资和资源投入补贴的产能过剩部门将受到抑制。这还意味着国有企业将不再享受国家优惠和补贴，其中包括不用遵守环保法规的情况。还有国家补贴即便不是完全取消也将被大幅削减，以及在整体信贷增长收紧的情况下，银行依据市场标准在信贷资源分配和定价方面将有更大自主权等。这一切都意味着，要把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各种扭曲和政府拉动的经济增长纠正过来，其过程将是极端痛苦的。
生产、人力、金融和资本资源重新分配需要时间，GDP增速也会出现暂时性放缓，生产力的提升也将受到桎梏。但是增速放缓未必是坏事。资源暂时闲置可以看做是投资一种新的增长模式——更多创新和更高生产力，最终将产生更高回报率。
信贷合理定价、资本有效分配、农村人口可以完全融入不断扩大的城市经济和社会中，假如上述条件可以达成的话，中国应该可以在投资不超过GDP的35%的情况下，在未来一些年维持6%或以上的经济增长水平。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不断缩小，中国没必要维持每年8%的增长速度。事实上，中国无力承担由此带来的环境后果。
再不进行改革，那将意味着有害趋势将延续：政府和国有企业持续发展、支出增加、环境恶化、效率降低、企业利润率下滑、债务增加以及通胀反弹。
从逻辑上看，中国面临的选择非常简单。但是考虑到政治，情况就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