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政策调整适当，货币超发带来的信贷结构失衡问题得到解决，经济就将步入正常复苏轨道。
事实上，中国在改革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还是能够找到突破口的。
高盛集团投资管理部投资策略组日前就发表报告认为，展望中国经济增速或辞八迎六，未来全面进入“6”时代。
支撑高盛得出这种结论的理由是，作为经济失衡的一个标准，投资在GDP中的比重长期过高，需要调整至更加合理的水平。而调整的结果，必然使经济增速放慢。
但笔者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进入“6”时代。一方面，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改变不了人均水平不高的矛盾。也就是说，从人均的角度分析，中国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才能真正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如果从现在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快速进入“6”时代，甚至“5”时代、“4”时代。那么，中国要想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难度将越来越大，时间也会越来越长；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出现的结构失衡、增长质量不高、投资对GDP的“贡献”过高等问题，并不能对中国经济构成致命影响。其中，投资在GDP中的比重过高，并不是投资单向形成的，而与国内消费需求没有得到有效启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旦消费启动，并对GDP产生积极的作用与影响，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也就会下降。
更重要的，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需要从眼前和长远两个层面来分析。就眼前而言，复苏效果不理想，主要是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估计不足、经济决策失误造成的，亦即投资拉动政策脱离了中国经济实际，货币发行超过了经济社会可承受能力。一旦政策调整适当，货币超发带来的信贷结构失衡问题得到解决，经济就将步入正常复苏轨道。因此，经济复苏效果不佳，并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很快步入“6”时代。
而从长远来看，虽然经济结构失衡和投资占GDP比重过高的问题，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与效率，但是，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严重影响，使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步入“6”时代。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因为长期占GDP的比重过高而下降，也不至于出现没有作用与效率的现象。只要有消费做支撑，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是能够得到发挥的。
虽然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和影响，但是，也将中国经济隐含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得到了暴露。令人欣慰的是，这些矛盾和问题已经得到了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新的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仅反复强调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重要，而且提出了用改革的思维、改革的手段、改革的方式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提出了通过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释放改革红利的思路。
事实上，中国在改革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还是能够找到突破口的。前提是，不要对中国经济感到悲观和失望，也不要受外国媒体、外国组织机构的影响。
我们承认，从近几个月以来中国经济的宏观数据来看，确实有点差强人意。特别是PPI，已经连续15个月处于下行通道，且PMI在汇丰与官方之间也出现了较大分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十分糟糕。就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入“6”时代，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也是一个不错的数据。更何况，从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来看，并不支持6%这样的经济增幅。尤其是民间投资和生产性投资的良性恢复，已经为中国经济复苏提供了不错的支撑。可以预料，从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将步入温和复苏的轨道，并从第四季度开始，复苏的动力将日趋强劲。
眼下急需解决的影响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效果与效率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产能过剩问题，二是政府投资冲动问题。前者将直接影响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效果，后者则直接影响经济结构调整的效率。因为，产能过剩的问题不解决，将对资源配置构成严重影响，使社会资源很难得到合理配置。而政府投资冲动问题不解决，将对民间投资构成严重威胁。
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有赖于用市场机制替代行政管控、行政审批，用市场机构迫使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形成良性循环。那就需要在经济领域加大改革力度，建立一切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经济运行机制；解决政府投资冲动问题，就是要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不要再做细心大妈，不要再扮演投资主角，而要放手企业，放手民间投资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让政府成为真正的“小政府”、“公共政府”、“法制政府”，将属于市场和企业的权力全部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