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银行间市场发生的“钱荒”，再次提出了调整经济结构的严峻课题。如果说，此前决策者面临着要调结构还是稳增长的选择，如今，现实已经给出答案：只有调结构才能稳增长。
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资金紧张风波表现为金融问题，根源则在于实体经济。正是由于实体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相当一批企业处于亏损或亏损边缘，大量资金才被迫空转，或转向房地产或地方融资平台等非生产性领域。中国前五年或前十年那种依靠高负债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已经难以为继，现在进入了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
调整经济结构千头万绪，需牵住“牛鼻子”。我们认为，应紧紧抓住产能过剩、去杠杆化问题，并进一步激发民间创业活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解决方案均须从全球视角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中国经济增长现在面临的最大的现实约束便是产能过剩。在金融危机并未走远之时，产能过剩是一种全球性现象，而中国的产能过剩又是中国式增长模式的产物，与各级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和要素市场改革滞后直接相关。过往中央政府的一些产业政策既缺乏全球视角的宏观判断，又极容易做过头，也是产能过剩的重要推手。
当前治理中国的产能过剩，需要市场和政府双管齐下。因为市场经济自有调节产能过剩的机制，这不仅体现为价格调节，优胜劣汰，也体现为面对全球市场的开放式调节。未来中国发展当然要以扩大内需为主，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应在稳定增长的基础上主要在国内市场消化，但是，一些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应放在全球化背景下来寻求出路。政府与企业应当顺应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形势，在全球范围内转移中国过剩产能。
在调节产能过剩中，必须重新评估政府的产业政策的优长与局限，增强透明度并大规模瘦身，全球市场指向可成为其中的一个着力点。政府可以鼓励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走出去”，技术水平比较落后的则应尊重市场竞争的逻辑，绝不盲目“托底”。
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倚重出口，带来了一系列内部和外部问题，如外汇占款高位不下和国际贸易争端不断加剧。不过，出口仍将是拉动中国经济的有力引擎，只是传统贸易结构需要改变，出口还应与国际投资联系在一起。仅仅靠贷款支持工程承包难以实现这一前景。国有企业利用中国贷款在国外修建港口道路，竣工后管理不善，也难以持续产生再就业机会，最后铩羽而归，这种教训俯拾皆是。日本在国外大力兴建工业走廊，依靠民间力量并着眼长远，将国内转移产能和当地经济发展相结合，这一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结构调整还与去杠杆化紧密相关。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将高杠杆化的危害暴露无遗。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各国去杠杆化的步伐快慢不一。美国资产价格调整在2008到2009年一年之内调整完毕。日本已经用了二三十年，欧洲也已用了五六年。中国的资产价格调整则未能真正启步。不难发现，去杠杆化进程的快慢反映了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反映了其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矛盾。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持续愈久，其泡沫破裂后的后果便愈严重。与其届时被动地去杠杆化，不如在经济增长速度尚可之时采取主动行动。
无论是被动抑或主动去杠杆化，在此次调结构的过程中，均应把大幅增加企业股本金视为要务，这就需要发展直接投资。现在，国有企业普遍面临股本金不足的难题。保险公司、社保、外汇储备等金融机构，甚至民间资金应均可进入这个领域。倘这一市场得以成长，令人惊魂甫定的“钱荒”便减少了策源地，更有望走出一条国企改革的新路。
调整经济结构，必须伴随着大刀阔斧的改革，其实质是扩大企业和公民的经济自由，让经济主体焕发出生生不息的活力。因此，扎实推进行政审批下放、减少工商税收、鼓励民众创业非常重要。当前，决策层重又强调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一些国有垄断的高壁垒产业也有放开部署，均值得肯定。不过，对于民间投资的开放应当扩大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类企业。兴旺的民间创业才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支点。
被动的调整经济结构往往伴随着周期性的紧缩与阵痛，甚至会引发“硬着陆”风险，这考验着政府与国民的忍耐力，这又常常表现为政策博弈。现在，中国GDP增速有所下滑，财政压力增大，呼吁政策刺激之声再起，如果迎合这种诉求，实际上不过是回到“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老路。能否闯过这一关，要靠决策者以政治家的责任感，增强调理经济结构的紧迫感和自觉性。现在已经到了下定最后决心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