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需低迷格局不改，中国四季度GDP增速可能破“七”
中国目前问题是典型的生产过剩，盘活存量解不开这道难题
城镇化能释放巨大潜能，政策与投资导向应聚焦于此
尽管中国强调经济增长“底限论”，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下属的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对此并不乐观，认为当前的国际国内条件都不支持中国经济增长上行，且内外需的低迷可能使中国经济四季度增速跌破7%。
他指出，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典型的生产过剩问题，如果不由政府来实施强力的过剩对冲政策，就会爆发市场经济中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一旦危机爆发，恐怕“零”增长率都挡不住，更大的可能是出现经济负增长。盘活存量并不能解决这一难题，化解危机的出路只有加快推进城镇化。
“在生产过剩时代盘活金融存量只是一厢情愿的做法，是文不对题，因为金融也好，财政也好，都只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价值表现，如果生产过剩日趋严重，大量社会资本就难以被充分运用。”王建称，在这样的背景下，实施怎样的金融与财政改革也不会有大的成效。
他分析指出，盘活金融存量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最出效果，那就是在社会总供需大体均衡的情况下，存在着存贷款的时空错配，即有存款的地方不需要贷款，有贷款的地方又没有存款，而通过提高金融机构的时空配置效率，就可以提高资金的周转速度，从而用更少的货币支持更多的生产与流通。
但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生产过剩，所以目前这样的改革取向，是不可能化解当前的经济矛盾的，而且在发达国家历史上，也没有那个国家用盘活金融存量的做法，解决得了生产过剩问题。
王建在三年前曾断言中国经济会连续下行，但在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经济结构调整启动后，会在2013年四季度触底反弹，并展开新一轮的高增长过程。但此次他修正了此前的判断，因大结构调整并没有到来，由于外需仍然低迷，国内的生产过剩没有内需出路，经济增长就走不出低迷格局。
“所以今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破七，明年某个季度则有可能破六，而若真的出现了破六局面，下一个‘底’在哪里还真的不好说了。”王建对此不无忧虑。
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6%，增速较去年同期回落0.2个百分点。而年初设定的增长目标为7.5%。
随着市场对今年能否守住7.5%目标的担忧日益加重，中国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国家发改委主任等多名最高决策者近日也陆续发声，称中国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实现年增长目标，但要付出艰苦努力，并一再强调要“坚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中国政府并已陆续出台一系列稳增长举措，譬如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针对小微企业减税，增加保障房、铁路和节能和信息消费领域的支出等。
摆脱经济低迷寄望城镇化
一直强调中国只有通过城镇化建设才能摆脱经济低迷的王建认为，中国目前经济中的主要矛盾是生产过剩问题，因此宏观调控的重点，就是怎样围绕解决这个矛盾来设计战略与政策。
“当经济增长率下挫到6%也许宏观调控当局还坐得住，但是若破“6”到“5”，政府恐怕不出手也得出手了。新的刺激政策，恐怕无外乎放松贷款与增加财政赤字用于投资，但是若不明白投资的重点是哪里，只是单纯的放松，就难免又走入2008年以来刺激反而会加重过剩的误区，所以在目前就应该明确以城镇化为投资方向的政策取向。”王建建议。
他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内部仍然蕴含着极大地高速增长动能就是城镇化。“十一五”期间(2006-2010)，据测算，按照新千年以来新增城市人口与新增城镇投资计算，每个新增城市居民所对应增加的投资已超过50万元人民币，如果到2030年中国将增加8亿市民，则将需要增加400万亿元投资，未来20年的年均投资增加额就是20万亿元，再保中国经济未来20年9%的增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并不是说我主张对经济进行2008年那样大规模的刺激，当时的宏观刺激政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触动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而是在原有结构基础上继续增加投资和产能，所以会导致今天产能更加过剩、需求更加不足的困境。但是不刺激不等于也可以不调整，而既不搞调整也不搞刺激，恐怕比不刺激经济的情况更差。”王建解释。
他认为，现在对通过改革摆脱低增长的被动局面似乎抱有很大期望，而改革则似乎又是以进一步下放政府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核心的，所以这些改革似乎仍是在延续1978年以来以搞活企业为主要方向的思路进行。
可问题在于目前中国经济中的主要矛盾，不是缺乏市场机制的作用与企业活力，而是由于城乡差距和个人收入分配机制矛盾所导致的生产过剩问题。矛盾的集中点是在分配领域，而不是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如果把改革的重点仍摆在生产流通领域，而忽视了对导致城乡差距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体制与结构性矛盾，进行大调整、大改革，这样的改革即使动作再大，恐怕对拉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迷陷阱的作用也不大。
“我们希望通过央行收紧银根来挤出金融泡沫，希望通过金融改革，放开利率这样的动作来盘活金融资产，但金融泡沫的出现，即‘影子银行’的规模在今天会如此庞大，恰恰是因为2007年次债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下行，使大批产业资本在实体经济领域没有出路，才从产业领域向虚拟经济领域转移的。”王建称。
他忧虑地指出，虚拟经济的繁荣正是实体经济衰落的结果。若只是单纯地搞金融改革，而不是集中力量解决因分配矛盾所导致的社会总需求不足问题，就只是在扬汤止沸，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为了保增长，央行不得不重开贷款闸门，但因为生产过剩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央行输送的资金就是流不到实体经济领域，还是会导致金融泡沫的再度兴起。
未来改革需以放权还是集权为主？
中国新一届政府正力推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但对于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应以放权为主还是以集权为主，王建认为也值得探讨。
王建称，如果解决生产过剩矛盾的出路，在于推进城市化与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则这两个方面的调整与改革都需要集中部分社会权力，特别是向中央政府集中权力。
“因为城市是公共产品，在什么地方建设城市，以及城市群之间的交通网络建设，都首先必须有很充分的整体社会规划，而这样的问题，市场是不会自动解决的，必须由政府出面来解决。”他称。
这就突出了未来20年在中国城镇化高潮中，某些权力必须向政府集中的趋势。而都市圈也好，城市群也罢，许多都需要跨省区形成，没有中央政府出面主持，同样会“打乱仗”，让大量财政资金，特别是土地财政资金留在各级地方政府手中，这些钱也不会充分地向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配置，因此也必须由中央政府来直接掌握一笔城市化资金。
“下一步缩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怎样建立宏观层面的转移支付制度，这个事情同样不是市场的事情。因此下一步的改革就需要许多有利于集权的制度设计，这就是改革必须服务于发展要求的道理。”王建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