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制定了一个很好的五年规划，但是不知为什么，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是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班塞先生在对中国“十一五”规划（2006-2010）进行调查研究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则对问题的根源作出了解析：通过投资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做法，不必触动旧的利益格局，因而以强势政府和海量投资为基本特征的发展道路就成为一些官员的行为定式。
中国早在1995年就正式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写入“九五”规划（1996-2000年），但如今（2011-2016）十二五”也过半，“转型尚未成功”。
业内人士认为，这归根结底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政府仍主导着经济资源的配置。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出台整体改革路线图，能否成功破除体制性障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支配作用，是决定经济增长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
“这个改革的路线图，是不是制定的好，能不能够圆满的执行，就决定了经济增长转型到底转得过来，还是转不过来，”吴敬琏周六在北京出席一活动时说。
他认为，中国至今仍未能实现向集约型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政府仍然主导着经济资源的配置，这不仅导致微观方面的基本生存资源如土地、水、空气等现在都出了问题，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资产负债率亦过高，倘若遭遇外来或内部的突然冲击就可能爆发系统性危机。
“增长粗放老毛病没有改掉，整个经济效率很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称，当然，中国重视投资，中国也必须建立独立工业体制，必须进一步提高竞争力，但是当前主要问题不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转变过头了，而是转变的步伐过于缓慢，在一系列的领域转变还没有开始。
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已经放缓，依靠投资和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显然不可持续，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再调整的倒逼压力，面对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步入深水区的中国改革无疑是一套系统性的复杂工程。
去年11月中共十八大已经宣布，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而2013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目前投资者对将于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寄予厚望，预计届时将有一揽子改革方案出炉。
“现在整个转型的难度超乎想象和超乎艰巨，因为金融危机以后再调整已经逼到我们门口了，”出席同一活动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称，“中国未来一轮改革已经不仅仅是方向，而且非常非常的具体化，包含了一系列大的原则和非常技术性的改革。”
让市场之手发挥作用
面对经济增速放缓，今年3月上台的习李新政府并没有像以往那样，通过“大干快上”搞投资来“稳经济”，而是通过合理且有必要的途径如棚户区改造、加快铁路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稳住经济，同时致力于一系列改革，譬如取消和下放200多项行政审批、促进信息消费、加快上海自贸区建设等以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铺平道路。
吴敬琏指出，后发国家在追赶阶段由政府主导投入资源，对经济增长能产生很大推动作用是因为有前人的脚步可循，能比较准确知道该怎么做，只要不是长官意志拍脑袋决定、只要善于学习，就能够把资源引入到合适的地方，但在已经追赶上的时候，不确定因素实在太多，就应该交给市场去开拓创新。
“譬如调结构，由谁来调结构？政府怎么知道什么叫好的结构？”他说，“还是要靠千军万马自己去闯，去闯出一条路来。”
吴敬琏认为，下一步改革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应当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即一体化、竞争性的市场，其中包括明晰产权制度，放开各类商品价格以及包括利率、汇率在内的要素价格，完善反垄断立法等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在谈到产业调整升级时也讲，不太主张由政府主导的产业调整升级，因为更多注重的是增量，但现在产业升级的最大任务是价值链升级、是效率的提高，而不是一个新增什么的问题。
“现有的东西怎么样提高水平，这个恐怕是最重要的，”他说，“个人比较主张结构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的转变。”
中国产能过剩似乎正进入越调越严重的怪圈。自2003年开始第一拨调控以来，进入落后产能名单的，已从最初的钢铁、水泥、电解铝三个行业，大幅跃升至目前的19个行业。归根到底，主要还是政府职能部门的手伸太长，管太多。往往用政府部门的判断来代替市场的判断，又用这种判断去制订规则影响企业，再动用政府的力量去干预企业影响市场，其结果只能是越淘汰产能过剩越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