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带来的庞大内需拉动下，中国有能力在未来20年继续保持年均9%的高增长率，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是资源瓶颈约束问题
未来20年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是资源瓶颈约束问题。中国是人均资源稀缺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45种主要能源与矿产资源中，除了煤炭，其他人均拥有量都排在世界80位以后。人均耕地水平也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工业化过程就是一个财富创造过程，而财富创造就离不开资源的消耗，资源供给不足，创造财富的步伐就得慢下来，甚至停下来。
工业化资源成本升高
本国有资源就可以立足国内资源供给，本国没有或不足就得从海外买。中国由于资源不足，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转向了资源进口国。1992年石油净进口，1993年粮食净进口，1994年初级产品也变成了净进口。随着2003年以来中国工业化的再次加速，2006-2010年，仅中国就消耗了全球新增石油消费量的84.2%。在铁矿、铜矿和铝矿等方面，中国消耗量的比重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水平。2001-2011年，中国初级产品进口额年均增长率高达26.2%，比上世纪90年代高出10个百分点，也比同期全部进口额的年均增长率高出6个百分点。这就是在资源稀缺背景下，中国工业化高度依赖世界资源的集中表现。
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到目前还远没有走完，因为中国的13.5亿人口中还有9亿是农民，把中国的城市化率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需要20年，而城市化进程也必然会带动中国的工业化再次加速，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也会不断上升。到2030年中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的时候，进口资源量按目前德国和日本这两个资源稀缺国家的人均进口额计算，要从中国目前人均450美元增加到2300美元，总值要超过3万亿美元。这个预测值还没有考虑价格变动对资源进口额的重要影响。
二战后至上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化，由于OECD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的1/5，而大批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只能用资源与发达国家交换工业制成品，所以世界初级产品供应相对充裕，初级产品价格增长速度也远落后于工业制成品价格增速。1971年与1950年相比，世界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仅上涨2%，而世界工业制成品价格指数却大幅度上涨53%，这种有利于工业品制造国的世界价格结构，使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这些资源稀缺经济体，能够借助世界市场吸纳全球资源而完成工业化，也有利于他们形成长期的贸易顺差。
然而新全球化使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冷战结束后，发达经济体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制造业，由此使中国等一批发展中国家转变成世界制造业的主体。2009年，中国工业产出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全球的比重也从1980年的1.5%上升到目前的15%。但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加速，使世界人口主体进入到工业化进程，由此极大地增加了世界资源消耗量，也使新千年以来世界初级产品价格的增速大大高出工业制成品价格的增速。
2001-2008年，世界出口平均价格指数增幅为53.5%，同期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增幅却高达172.2%。次债危机爆发后，2009年世界初级产品价格指数由于危机影响曾猛跌30%，但2010-2011年两年又分别上涨26.1%和26.3%，新千年以来世界初级产品价格的年均涨幅则高达10.6%。
世界初级产品价格在新千年以来的暴涨，也与发达国家转移制造业后转向了发展虚拟经济直接相关。金融全球化导致实体经济金融化，表现为世界大宗商品价格的涨落越来越脱离供求而由金融资本主导。有分析说明，目前石油价格的上涨中，至少有1/3是由金融投机造成的，而资源生产大国也乐于资源价格被国际炒家拉高，甚至干脆直接参与资源的炒作，由此就形成了金融大国与资源大国联手掠夺制造业大国利润的局面。最终把二战后至新世纪前，国际市场上制造业价格增速快于初级产品价格增速的格局从根本上颠倒了过来。其结果之一是中国等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必须为未来的工业化支付远高于美日欧等工业化先行国的资源成本。结果之二就是由于制造业大国的进口价格增速远高于出口价格增速，迟早会出现贸易逆差。
2020年或出现贸易逆差
从中国自己的情况看，由于2011年初级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只有5.2%，在进口中却占到34.7%，所以当年的出口价格指数是10%，而进口价格指数却高达17%，即价格条件不同所导致的进出口额增长速度差，竟高达7个百分点。2001年，中国初级产品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为18.8%，2011年猛增到34.7%。日本在工业化后期初级产品进口比重最高曾达82%，中国的资源条件虽然好于日本，但面临世界资源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新环境，因此初级产品进口比重在未来20年中很可能将超过3/4，这就会使进口增速快于出口的格局越来越明显。
如果未来20年世界初级产品价格指数的增速按新千年以来的10%计算，2030年的资源进口总值将达到18万亿美元，是目前世界资源出口总值的3倍还多。如果进口增速为15%，只比出口增速高出1个百分点，到2020年后中国就会开始出现贸易逆差，到2030年贸易逆差就将高达1.3万亿美元。出口是进口基础，有出口才有进口，如果出口增长乏力，资源进口就会受到出口瓶颈约束，中国工业化的速度就会因此降下来。
还必须看到，中国目前虽然还拥有巨大的出口能力和贸易顺差以及巨额外汇储备，但这是建立在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的时候。我国仍有9亿低收入的农村人口，且城乡消费水平相差3倍。工业化超前与城市化滞后并存的格局，形成了中国超强的储蓄机制，这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也是新千年以来巨大贸易顺差与巨额外汇储备的来源。但若在未来20年中国展开大规模的城市化，这个机制将被改变。比如，如果目前真实的城市化率是2/3，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就得新增12万亿元，而12万亿元已经是2011年中国全部按人民币计算的出口额。所以，随着中国经济从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原有的强劲出口动力机制也会逐渐消失。
发展金融吸引资本流入
英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时候，资源供给依靠海外广大的殖民地供给。美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大国时则是靠人口少和资源丰裕。德国和日本想靠武力崛起却落得在战争中惨败，二战后还是靠与世界各国和平发展贸易才完成了工业化。历史的发展到了今天，未来20年中国崛起是最大的世界主题。但中国一缺少丰裕的资源，二也不能凭武力去抢，因此谋求满足资源需求还是主要靠和平发展经济，如果贸易不行就要靠发展金融来吸引资本流入。
从国际经验看，英美这两个先后的世界第一大国，到目前为止都有超过30年的连续贸易逆差。新千年以来，英国的贸易逆差高峰时超过1700亿美元，美国的贸易逆差更曾超过9000亿美元。两国能够长期维持住国际收支平衡，靠的就是发展金融市场，成为世界的财富管理中心，从而能长期引导国际资本的流入，用资本收支的顺差来补贸易收支的逆差。例如高峰时，美国用资本净流入所支持的进口，已经超过全部进口总值的1/3。
中国迟早也会登上世界金融市场和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因为中国未来的经济体量有可能比目前发达经济体大出很多。在城市化带来的庞大内需拉动下，中国有能力在未来20年继续保持年均9%的高增长率，特别是在未来10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时代，中国经济的强势增长更是在全球范围内“一枝独秀”。这是吸引国际资本流向中国的最好机会，用好这个机会，中国有可能依靠发展金融市场和实现资本项下顺差，来满足进口资源的支付要求。（作者：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