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弹指35年，被赋予重要改革期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接棒。十八大后，履新总书记的习近平将离京调研的首站选在改革先锋省份广东，并在那里对改革提出希望，“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惟有了解改革从哪里起步，方可明白改革要向何处去。为此，我们撷取了财税、金融、国企、城镇化等改革史的重大片段，以期重新凝结改革的共识、重新凝聚改革的勇气。
国门初开
一场真正的观念突破
“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思想和生活都被禁锢在一个点上，谁要想离开那个点，就会受到惩罚。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生活依然没有太多选择，但人们已经可以开始梦想过上更好的生活。”将大批学生送出国的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在自己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清晰映射出时代的绝望与松绑。
七十年代末的中国，用十年的青春经历了一场浩劫，伤筋动骨而贫穷落后。毛泽东时代曾激励人们的“两个凡是”理论，此时却禁锢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前进。而国门之外，是欣欣向荣、火车飞驰的日本，是物资过剩的美国。这时，邓小平派谷牧出国考察，拿回了这样一份报告：战后迅速崛起的国家，几乎都充分利用了外资和引进技术，无一闭关自守。
邓小平迅速行动，趁热打铁。1978年10月22日，他出访日本并达成《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期间参观新日铁、松下电器、日产汽车，这一派繁荣景象通过他被带入到中国人的视野。这一行，日后被称为改革开放的取经之旅。
同期，在苏联问题上处于守势、急于摆脱经济萧条和从越南问题脱身的美国，也向中国抛来橄榄枝。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12月16日，中美联合发布建交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交。此举震惊国际，美国《时代》杂志将邓小平评为1978年度风云人物，并将他的照片登在封面。于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地球另一端读到了这样的文字：“邓小平把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了，让中国走向世界，同时让世界走进中国。”
万事已俱，东风将行。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发表讲话，将真理标准问题上升到“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的高度，顺理成章提出“改革开放”并经大会通过。
至此，全党的工作重心，开始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中国的命运被彻底扭转。
开放行动雷厉风行。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仅37天，邓小平出访美国，带回一系列涉及商业、科技、教育的合作。那一年，日本电影《追捕》在中国电影院内上映。给中国人带来极大震惊的，并不是精彩的剧情，而是日本繁华的街头、时髦的打扮以及富裕的社会生活。
在一系列新鲜事物的刺激下，中国人对改革的焦虑与恐惧迅速被国富民强的希望所替代。中国经济被迅速注入了活力。
经济特区
国际化的试验田
30多年前，深圳有个罗芳村，深圳河对岸的香港也有个罗芳村。深圳罗芳村农民年收入134元，香港罗芳村却高达1.3万港元。30多年后，过去水草寮棚的深圳河北岸，魔术般耸立起与南岸香港相媲美的摩天大楼。1979年，邓小平曾对省委领导说：“在广东找个地方，办个经济特区，杀出条血路来！”这后半句犹如一席军令，既代表了改革的决心，也暗示着它的艰难。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共338.4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了中国构建国际化都市的试验田。
早在1974年，病中的周恩来就曾对时任建委主任的谷牧交代，发达国家几乎都是利用港口开展贸易的，因为海运不需要修路并且运输量大，“条件允许时，你要将港口建好”。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委派外经贸部赴港澳考察。另一边，他亲自带队出访欧洲五国25个城市，西德的港口物流水平令他最为触动。他回来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汇报，几位老革命同志不由感叹，“外国能搞加工贸易，引进外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搞呢？”谷牧提出，在接近港澳的宝安（后来的深圳）、珠海地区建立出口加工基地，吸引侨商。此建议立被批复：“说干就干。”
当时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得到谷牧“广东要大搞”的明确指示后，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域的设想。这些地方的命名，由谷牧私下里请示了邓小平的意见，足见其重要意义。“就叫特区！陕甘宁当年就是特区”邓小平斩钉截铁，显然酝酿已久。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资委）正式成立，隶属国务院，党组成员由外贸部、外经部、中国银行、海关总署、外汇总局、商检总局等九个单位组成。这个管理架构打破了传统行政管理格局，为了效率更高，实施“特事特办”。特区战略顺利上马，法律建设紧随其后。7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使吸收外商资金有了法律保障。
1980年，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共四个“经济特区”正式获批。依照政策，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企业均可以自己做主，仅深圳蛇口就以一天一层楼的速度建设起来。特区周边城市也被带动起来。
当政策风向遍吹国土，民间身先试行。在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上，中国第一批下海商人凭借胆识与魄力，首先过上富裕的生活。邓小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预言很快实现。
香港商人曹光彪在香洲设立了香洲毛纺厂，靠做来料加工的小额出口生意发家，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家外资私人企业；打家具出身的张果喜，与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签约后，将家乡的樟木箱子以70%的利润出口到日本，六年后资产3000万美元，成为新中国首位亿万富翁；自从京港合资经营的“北航食品”拿到中外合资企业“001号”文件后，引进外资和兴办“三资”企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
民间企业活跃，金融通道急需打开。1979年，背后有国家支持的民间资本家荣毅仁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吸收利用外资有了渠道。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权， 并加入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开始从海外获得贷款。改革开放短短四年后，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达到126亿多美元。
改革初见成效，作为中国尝试国际化的试验田，经济特区模式宣告成功，可以继续推广。1984年，邓小平决定继续放开沿海一条线城市，包括北方地区的14个港口城市。1988年海南加入经济特区行列。
入世谈判
是尊严更是利益
“中国是一个大国，也必须被视为一个世界强国，中国必须加入世贸组织。这涉及一个国家的尊严。” 花旗集团全球投资银行高级顾问、克莱蒙大学研究生院理事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其《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中写道。对于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中国而言，除了尊严以外，个中还有着巨大的利益考量。而当前，是否加入TPP谈判，又成为摆在中国政府面前一道新的外贸题。
八十年代，要不要融入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是中国政府高层争议最多、讨论时间最长的问题。
当时，与中国频繁贸易往来的国家中80%已是关贸总协定（GATT）的成员国，如果中国能获得GATT一个席位，等于拿到了国际市场的多张通行证。
然而，国内垄断及弱势产业则视“入关”如洪水猛兽。经济学家韩德强曾公开发表演讲称，产业竞争力最薄弱的农业领域，收入极低的9亿多农民将被迫流入城市，成为边缘人口。 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入关带来的好处和给部分领域的竞争冲击上。经济基础尚显薄弱的中国，最终决定，还是要融入这个“富人俱乐部”。1986年，改革开放的第九个年头，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正式提交，打开了漫长的磋商历史。然而到1995年GATT正式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接近十年光景，中国入世依然遥遥无期，中美、中欧磋商都格外艰难。发达国家部分利益集团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及便宜的进口产品十分抗拒。美国米尔肯公司总裁甚至扬言，中美协议是美国“纺织业的死亡证书”。面对谈判对手的漫天要价，长达15年的中国入世谈判成为一场 “寸步不让的意志比拼、唇枪舌剑的讨价还价”。 实际上，最根本的障碍在于中国当时的传统制度与国际贸易组织奉行的市场经济原则尚有着巨大的差距。最终，经历了与美国的25轮、与欧洲的15轮艰难磋商，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漫天要价后，中国于1997年5月最先与匈牙利完成谈判，1999年11月与美国达成协议，2000年与欧洲达成协议，2001年最后与墨西哥达成协议。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第143个成员，全面开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时代。
入世后，中国出口贸易高速增长。蔬菜水果等农业，轻工、纺织、电子消费、一般机电等工业以及建筑、旅游等服务业获得更多对外贸易的机会。入世十年间，“made in China”字样的商品出现在全世界各国的超市货架上。
同时，入世以后，中国出口高速增长，入世前极少出现的贸易特殊保障限制以及反倾销调查越来越多，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持续增加。但中国企业应对国际“游戏规则”时显然学到了许多。而过于依赖外贸的发展模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令中国经济遭遇了一次风波。国际化程度较高，就意味着外贸风险加剧。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显得至关重要。2010年，建设十年之久的发展中国家间的最大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启动，形成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6万亿美元GDP的巨大经济体。入世仅八年后，中国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从2001年的4.33%，上升至2009年的9.62%，超过美国、德国与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同一时期，一个新的多边贸易体系格局隐现。美国高调宣布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面对新的更高标准的多边贸易体系,中国的压力日益显现。2013年5月，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桑切斯在访日期间对中国加入TPP首度松口。未来，中国是否加入TPP，将是摆在新一届政府面前一道新的外贸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