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弹指35年，被赋予重要改革期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接棒。十八大后，履新总书记的习近平将离京调研的首站选在改革先锋省份广东，并在那里对改革提出希望，“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惟有了解改革从哪里起步，方可明白改革要向何处去。为此，我们撷取了财税、金融、国企、城镇化等改革史的重大片段，以期重新凝结改革的共识、重新凝聚改革的勇气。
趟路：国企松绑
在计划体制之下，资金统贷统还，物资统一调配，盈亏都由国家负责……是国营企业的经营写照。时任重庆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的潘青山曾回忆：“当时的企业不仅在生产经营上没有任何自主权，就连建个厕所都要经过几次大讨论，最后还是没建成。”
为了使国企这个国民经济主体不再是没有地位的“小媳妇”，并解决其被管理体制紧紧束缚，运行僵化、供需严重脱节、效率下降等弊端。国家开出了一剂“放权让利”的药方，至此，国企终于可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事实上，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中，个别企业已率先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据参与者说，试点企业在完成规定的经济技术指标后，可从计划利润中最多留成5%，还可以从超额利润中留成20%。这些改革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过于简单甚至是小儿科，但在当时却是突破了高度集中统一的传统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的“创举”。
投石激浪。1984年3月，按捺不住的福建省55位国有骨干企业的厂长经理在《福建日报》上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要求把放权落实到基层企业，《人民日报》进行了全文转载。企业的呼声很快有了回应，1984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俗称“扩权十条”，明确了“厂长负责制”。
还是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要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于是“两权分离”，即国家的所有权与企业的经营权分离，成为国企改革的又一个关键词。
伴随着“两权分离”，承包制也开始走入国人的视野。马胜利便是因在石家庄造纸厂门前张贴《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大字报”而红极一时的企业家，他主动请缨“承包造纸厂！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
不过，虽然一批热血沸腾、干劲十足的马胜利们为“搞活国有企业”奋斗不止，但不能否认的是，第一阶段国企改革从伊始就存在明显的缺陷。即没有从搞活整个国有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国企改革，而是把着眼点放在单个企业，而且是效益差的企业。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国企改革在执行过程中实际上成了挽救亏损国有企业的过程。许多改革措施也往往不是实质性的制度创新和经营机制的转换，而是“减利、免税、停息”等“父爱主义”的救济行为。且对于那些效益较好的企业则关心甚少，甚至“鞭打快牛”。其结果是效益差的企业没救活，效益好的企业也被累成了效益差的企业。国有企业在如火如荼的改革中亏损面和亏损额却不断扩大。
在很多人认为，贯穿整个80年代的首阶段国企改革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但改革往往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每一次跌倒都成为国企改革中的宝贵经验。
纠错：抓大放小
如果说80年代的国企改革是投石问路、试探前行的话，那90年代的改革可算疾风骤雨、翻天覆地。在这一时期，此前改革中所存在的问题集中爆发，一时间，国企遭遇出售、破产，员工则因“下岗”哀鸿遍野。“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朱镕基上任国务院总理时的“履新感言”，也折射出当时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的艰难。眼看大批中小企业生存无望，国家铁腕推出“抓大放小”战略，也正是这一折射出舍与得东方哲学的政策，让国企改革得以轻装上阵。
丈夫贵不挠，成败何足论。90年代，通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试办经济特区、全方位对外开放，我国初步形成了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有效竞争，但相较合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发展的如鱼得水，刚刚被推向市场的国有企业，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显得力不从心。加之国有企业背负包袱多、冗员严重等历史问题，在1992年之后的近10年里，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大批中小企业深陷亏损漩涡。
在这一背景下，催生出了“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政策和著名的“抓大放小”战略。在“抓大”方面，国家确定了对1000户重点企业分类指导的方案，原国家经贸委与企业建立了联网的信息系统。对1000户重点企业的300家明确主办银行、落实经营资金。针对“放小”国家也出台了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意见，进而掀起了一股兼并重组、破产和出售风潮。此时国企破产已经从80年代后期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的石破天惊，变为常有发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抓大放小”思路下，大批国企特别是地方性国企，通过出售或MBO（管理层收购），变身民营。然而，业界很快对此举是否导致部分国企资产被侵吞的质疑声渐起。直到2004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直指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使用多种伎俩，侵吞国有资产，席卷国家财富。赚足眼球的“郎顾之争”也再度掀起各方对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
事实胜于雄辩，从1992年起历时十余年的改革中，国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下降。在这场国退民进中，国企改革形势急转直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厉以宁的名字开始受到关注。其实，早在1980年4月，厉以宁就第一次提出股份制构想。不过，这个建议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响应。
募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从1980年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到1997年“十五大”上股份制才得到承认，用了整整18年。
很多人都还记得，在最困难的1998年，2/3以上国有企业亏损，全国国有企业加起来的利润仅213.7亿元。此时的国企改革被称做“最难啃的骨头”。不过，这已是黎明前的黑暗，因为中国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已奔驰上路。
前行：垄断之殇
美国荒诞新闻学教父亨利·汤普森曾说：“一个时代的能量会在一阵耀眼闪光之后趋于清晰”。进入21世纪以来，当背靠政府大树、坐拥垄断资源的国企越来越强壮，民资除了抱怨自己的弱势地位以外，根本无力与之抗衡。谁都知道，一个人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如果国企继续依赖垄断挤压其他非公经济，那损害的将是整体国民利益。
生来奔走万山中，踏尽崎岖路自通。2003年4月6日，北京宣武门西大街26号，新成立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牌匾悄然挂上，被业界认为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监管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国有经济深刻影响中国经济格局的一个新的重要起点。最新一轮国企改革也以国资委的成立为发轫。
“与国企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李荣融被任命为国资委首任掌门，他所面对的是既要管好近15万户国有企业、近20万亿元国有资产、4000多万职工，还要重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新体系、开辟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新路径等诸多挑战。
但依靠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多年的改革经验，自2002年起的十年间，央企通过整合重组，最后集中为100多家。资产总额从7.13有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税后利润从3006亿元增加到9173亿元。年均国有资产值增值率达到115%。不仅如此，受益陆续实行的经营业绩考核与年薪制等新机制，近十年来，进入世界500强的央企达到43家，加上地方国企，进入世界500强的国企达到64家。特别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企成为中国经济抗冲击的缓冲器。
历史为改革者设定的命运颇为相似：在受到一部分人全力支持的同时，也会遭到另一部分人的质疑。曾做了8年国企“老板”的李荣融，其为央企设计的发展路径，就始终未能远离“垄断”、“国进民退”、“大而不强”等批评。
特别是2006年，国家出台了一个产业清单，规定国有经济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这7个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在这些行业中，虽然有限的几个国有企业之间可能会形成竞争，但由于限制新的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因而受到保护。还有一些“基础或支柱产业”，其中包括装备制造、汽车、信息技术、建筑、钢铁、基础金属和化工产业，对这些产业，国家要保持“较强控制力”。很多业内专家都直指，与国外很多国家相比，中国的产业清单涵盖面过宽，而其中很多产业完全可以放开市场竞争。
不过，从国家层面来看，从200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通称“非公经济36条”开始，就一直尝试做到所有制面前人人平等。但面对把控大量国家资源的国企巨无霸们的强势竞争，势单力薄的民资几无还手之力。对此，民众指责国企垄断之声渐高，这也迫使国企再度站在了改革的十字路口，重新思量进退的节奏。
当国企不用再思考“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接下来要实现“大而强”并摘掉垄断帽子，恐怕还需要其在市场化道路上继续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