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舆论界对于此次会议的改革路线猜想也随着召开将近逐步接近尘埃落定。无疑，舆论的期待将这次会议推向了中国改革里程万众瞩目的高位，诸多美好的猜测与远大的期望都被寄予其中。在这些浩如烟海的改革路线图前瞻中，有一点是被大家所忽略的，那就是，改革的决心。
改革因迫在眉睫而深入彻底
在中国，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改革的决心。
最常被人称道的一次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在那一年，邓小平以惊人的决心设计了一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改革，全党不仅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而且还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改革，我国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农村展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与此同时，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政策，使中国走向世界，让我国和世界联系更紧密了，从此中国也跨入了国际竞争的行列中。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改革开放方针是推动我国经济走到今天这种高度的重要动力。
邓小平在1978年何以能作出如此勇敢的决定？文革让中国经济在一片惨淡中走过了“丢失的十年”，百业待兴。1976至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最高领导层试图恢复中央计划经济以刺激经济增长。目标方案已经起草，投资计划已经设定，产量和价格单均已准备就绪。但最终，这项计划因当时经济政治旧格局所遗留的诸多问题而不了了之。邓小平在当时时代兴衰的关键点上作出如此深刻改革决定就不难理解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经济、社会背景与1978年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新的经济、社会矛盾开始逐渐涌现。这从民众最关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点中可略知一二：1.楼市调控政策；2.养老制度；3.户籍改革等等；4.国有资产管理；5.政府职能转变……2008至2010年间所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所产生的深层次遗留问题也是此次三中全会需全力补救的。这一系列的焦点矛盾都将中国推向了一个十字路口，继续下去还是谋求新一轮的改革？
7.5%到底意味着什么？
就目前政府的应对来说，实施改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于不久前公诸于众的国研中心“383”改革路线图更是坚定了这一点。“383”改革路线图虽然仅是一份具有参考价值研究报告，但起草核心人物国务院研究中心李伟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鹤的身份让它看上去比一般的研究报告更有分量。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上，“383”改革路线图中一部分贴近民心的改革方案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采纳。
若将中国目前的状况比喻成蔡桓公，虽不完全妥当但也有一定的可比性。“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中国目前社会经济矛盾日益显现，若不改革，矛盾恐将激化。医法有二，一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也就是对目前中国不合理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合理之处作出根本性的调整，过程虽然十分痛苦，但药到病除。另一种是局部麻醉，以掩饰疼痛为目的，以保守治疗的方法小修小补，最后的结果病情在短时间内得以缓和，但无法根治。
十八届三中全会究竟会采取何种途径？本人认为衡量改革决心大小可以用一个指标来判断，那就是明年的GDP增速。
GDP增速在我国有着非凡的意义与重要性，这也是笔者为何选用它做衡量指标的原因。7.5%这个GDP增速在近一年来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数字之一，因为中央一直强调7.5%是中国GDP增长率的底线，且社科院已将今年增速目标调至了7.5%。中国经济在进入21世纪之后，经历了一段很长的GDP高增长时期，2007年达到最高水平11.9%，最低时也从未低于7.6%。
为什么7.5%是不可逾越底线？算一算就业率就可得知一二，7.5%的增速是GDP增长量可抵消我国全年新增就业人口工资总量的最低线，也就是说当GDP增速低于7.5%时，我国就会产生无法就业的适龄人口。卡死失业率是中央维稳的重中之重。最真实的就业率保底GDP增速应该是7.2%，宏观考量，政府将底线定至7.5%。
我国现行经济矛盾的核心是扭曲的GDP增长观与合理健康的经济结构之间产生的对立鸿沟，要“保GDP”政府则无可能实行彻底而深入的改革；相反要从根本上调整经济结构，那要保全GDP7.5%增速的目标则变得十分困难。就如上文中提到的医治蔡桓公的两种方法，置之死地而后生需要政府拿出极大的决心，这种决心使中央面临的很可能是几近奔溃的经济以及因经济波动而导致的社会动荡。
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认为，中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周期要求通过改革去杠杆、降低投资速度、清理和消化过剩产能、抑制房地产泡沫。这些必要的调整会使短期内投资增速下降，也必然导致总体经济增速放缓，因为短期内消费和出口无法大幅提振弥补投资放缓的影响。假定中国通过改革实现经济再平衡，使得投资占GDP之比重逐渐下降，于2020年达至40%，那么明年的经济增速应当放缓至7%以下。如若不然，投资率将继续上升，经济将继续失衡，产能将继续过剩，杠杆将继续加大，风险将继续积累。
另一方面，7.5%对习李个人功绩录来说也是个坎，如果保不了7.5%，习李将成为中国第一届上任后经济不增反降的领导人。
以上对中国经济因“7.5%”而出现的两种情境与“李克强经济学”不谋而合。“李克强经济学”中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创造这个词的巴克莱资本预计，若中国政府按照以上三个严格的政策原则执行经济管理工作，那么将把中国推向“临时硬着陆”，未来三年里，中国的季度经济增速会降至3%。但在那之后，中国经济应能迅速反弹。
就在“李克强经济学”三个原则公布后不久，中国的银行在6月份开始大面积出现“钱荒”现象。这一困境是新一届政府“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经济政策倒逼银行业“拨乱反正”的结果，却也成了新一届政府改革决心的试金石。最终，迫于银行业对中国经济的巨大作用，政府在最后仍不得不以刺激手段出手相助。
所以，中国政府改革的决心与另一个因素不无关系，那就是高昂的改革成本。
中国需要支付昂贵的改革成本
从易到难是一条可以值得信任的行事原则，回顾我国过往30多年来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现在多数容易改革的领域已基本完成了改革，而剩下久久未启动改革方案，大多都属于改革成本和风险较高的领域。这些领域，几乎都曾提出过改革的要求或者改革方案，但进展迟缓。比如，电力改革，2002年5号文件规定电力改革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步骤分为五步推进：即“政企分开、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开、竞价上网”。如今，电改已经到了第11个年头，大电网利益难以撼动，当初的设想仍未完全完成，电改也因进一步改革高昂的成本停滞不前。
纵观这些年中国在各个领域内的改革，进展较大的是金融领域和社保领域，前者不触及具体利益，后者是财政的净投入为主。而在触及既得利益的领域，如行政体制、财税体制、国企国资改革领域，进展就不大。如目前正在进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其本质还是一个减税方案，阻力比较小。
从诸多改革的案例中可以发现，过去10年改革的迟缓与改革成本的上升有关。中国政府当然明白能源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政府职能改革等等改革的重要性，但昂贵改革成本让看上去无所不能的政府也无法全力施展拳脚，因此折折衷的对策可以用中国的一条外交的原则来概括“搁置争议”。
习李自上任以来诸多出人意料的大动作不仅在党内掀起了一场自我改良的风潮，也让社会各界耳目一新。正因如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才得到了全国上下如此之大的期待。政府的改革的决心实在不是你我可以准确揣测，唯有设定一个简单有效指标加以衡量。笔者十分期待，十八届三中全所制定经济政策在“保改革”还是“保GDP”之间能够选择前者。（中国能源网 李自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