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有关方面反复测算，都认为要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需要7.2%的经济增长。——李克强
而且我们测算，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年均增长速度只要7%就够了。这样，有利于各方面用更多的精力来调整结构，消化过剩产能，加强节能环保，提高质量，保护环境，留出可持续发展空间。——李克强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经济形势报告，清晰地回答了外界围绕中国GDP增速区间的争论。
他明确表示，我们关注GDP，其实关注的是就业。过去，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大约100万人就业。经过这几年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随着服务业的加快发展，目前大概GDP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130万、甚至150万人就业。
一位经济学家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增长仍然是看重的，但是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高层开始更加关注增长背后的逻辑，而不是增长的数字，对就业的看重便是一例。
7.2%背后的逻辑/
李克强说，“我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有关方面反复测算，都认为要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需要7.2%的经济增长。我们之所以要稳增长，说到底就是为了保就业。”
这一组数据如何理解？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只要实际增长率不低于潜在增长率，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就是充分的，因而也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现象。
2010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达到峰值，2011年和2012年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相应的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这意味着人口红利开始消失，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相应减弱，必然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据此所进行的估算表明，潜在增长率将由“十一五”时期的平均10.5%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2%，这恰恰是总理报告中的“新红线”。
蔡昉还表示，由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逐年发生的，我们所估算的2012年潜在增长率是7.5%，而这一年7.8%的实际增长率仍然高于潜在增长率，因此没有出现高失业率现象。
李克强指出，要稳增长、保就业，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扩大财政赤字，增加货币供应量。通过打赤字、发票子来带动投资，这样做，虽然当年可能能见效，但需要财政、货币政策有相应的运作空间，更重要的是这种短期刺激政策难以持续。
李克强说，我们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余额3月末超过了100万亿元，已经是GDP的两倍了。换句话说，就是“池子”里的货币已经很多了，再多发票子就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
上述经济学家也表示，我国投资回报率降低也意味着就业拉动能力的降低，基础设施投资和流动性的支撑都建立在真实需求基础上，伴随经济潜在增长率降低，实际需求也处在下降通道，片面扩大供给只能催生泡沫，随后还会引发大面积失业。
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
今年我国应届毕业生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99万人，这只是就业压力的一个侧面。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国内所能提供岗位的缺口很大。今后一个时期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将超过2400万人，但目前每年只能提供1200万个左右就业岗位。
据新近发布的人力资源蓝皮书测算，“十二五”期间应届毕业生年均规模将达到700万人。我国农村每年需要转移就业的大约800万～900万人。受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当前劳动力用工需求有所下降。调查显示，2013年招聘大学生的就业岗位明显减少。
如何稳增长、保就业？李克强给出了答案，总的来看便是在坚持不扩大赤字，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的基础上，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根据形势变化，采取有效的、有针对性的措施。“我刚才讲的稳增长也是为了保就业，那么我们引导市场预期，确定这个合理区间，就是增长的下限7.5%左右。”李克强说。
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上，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人数也由100万上升至130万甚至150万，在这个过程中，服务业的作用至关重要。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表示，第三产业对GDP的拉动作用不是很大，但其就业弹性系数远高于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数量均比第二产业大得多。
不过，2012年我国服务业的增加值仅仅占GDP的44.6%，就业比重只占整个比重的36%。这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和就业在GDP和总就业当中的比重，而且低于同类发展中国家大约10个百分点。
李克强表示，我国人均GDP现在6000多美元，服务业发展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要采取措施加以推动，特别是要破除障碍，吸收社会资本进入。
促进就业的另一个推手是改革。在蔡昉看来，解决就业问题，万众期待的改革红利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在2011年到2020年间，劳动力总量会减少，潜在增长率水平将会继续下降。蔡昉说，但如果通过改革让劳动参与率更高，让更多的人进入到劳动力市场，只要每年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潜在增长率就可以增加0.88%，这是相当可观的。
“农民工因为户籍制度的约束很难转移出去，因此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太早，太频繁。”蔡昉说，需要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增加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
李克强在5月底就曾透露，为推进人的城镇化，在研究推进差别化的户籍政策。在上述经济形势报告中他也明确：在（经济运行）合理区间内，我们还是尽可能地释放改革的最大红利，着力去推进改革，着力去推进结构调整，激发市场活力来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