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备受期待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曾让关注中国的观察人士感到非常失望。但随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文简称《决定》）所列出的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议程，很快让他们的失望之情一扫而空。 尽管三中全会公报内容含糊其辞，但《决定》向人们展示了一项全面的改革计划，这项计划如果得到实施，将需要本届以及下届高层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辩论过，是否应将官方增长目标降至7%、以强调质量现在比数量更重要，但严格实行这些改革计划将极大地改变市场激励机制，从而可能使未来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速提高到8%以上。
总结《决定》中16个部分和60项改革任务的评论一直屡见不鲜，这让我们很容易迷失在具体改革举措的海洋中、以及那些尚不具备可行性的大目标中。然而，支撑这些讨论的是两个核心目标：修改那些曾推高债务水平的政策，以及增强生产力驱动因素、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如果《决定》得到执行，将为实现这两个目标提供基础。
为了让如此广泛的改革计划变得容易理解，让我们将本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议程总结为“一二三”。“一”个核心原则：市场应起决定性作用。“两”个政策工具：经过改革的财政和金融体系。“三”个跨领域主题：消除城乡差别、促进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竞争、以及厘清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负责实施所有这些议程的将是两个新设立的协调机构，一个负责处理经济问题，另一个负责处理安全问题。
本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在定价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意味着中国一个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尘埃落定，但这在实际操作层面的意义仍有待观察。尽管商品价格现在已基本放开，但政府干预持续存在、市场缺乏竞争以及机制薄弱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关键投入品的价格仍将继续扭曲。然而，朝市场化努力的格局现在已经确立。
就政策工具而言，中国计划中的金融改革已经启动。《决定》中的一项新鲜内容是，承认中国的债务问题只能通过大规模改革政府间财政体系才能解决。这些有待实施的改革措施需要解决两个结构性缺陷。第一，大多数公共服务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但多数税收要上交中央。第二，与其他国家相比，预算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比例严重偏低。因此，地方政府一直日益依赖银行借款和土地开发（而非预算）为自己的支出提供资金，这造成了投机性房地产开发信贷泛滥以及不计后果的债务累积。
三中全会涉及促增长的内容部分在于缩小城乡差距的目标。过去农村和城市往往被当作两个单独经济实体，这不仅导致效率低下，也加剧了不平等。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比超过3，是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表明中国有望通过改善对城市化进程的管理来确保生产力增长、以及缩小收入的地域差距。因此，土地市场改革、以及有关扩大社会服务覆盖面和劳动力流动自由化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有望促进生产力驱动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公平。
生产力议程的另一部分是鼓励国营与私营部门加大竞争。中国的领导层已表明了对私营经济持续扩张的开放态度，之前延缓私人投资的不确定性从而得以减轻。新型私人银行兴起将是刺激私人投资的另一个因素，这些银行更愿意为中小型企业提供资金。与此同时，对真正有需求的领域（特别是社会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公共投资也得到了官方的推动，通过利用现有流动性应该就可以增加经济的活跃度，而不必依赖过度的货币扩张。
第三个跨领域的改革主题本身更为复杂，但潜在的影响也更为深远。中国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一套独特的政府分权机制：中央为地方设定政绩目标，把对政府要员（如党委书记、省长和市长）的任命作为激励因素，并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通过调动地方积极性来完成增长目标，这种制度在支持经济自由化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但该制度阻碍了政治自由化，原因是它把维护政治稳定摆在优先位置，而衡量政治稳定的指标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是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因此，中国政治领域发展前景最不确定，这在意料之中。不过，新一届领导班子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必须开发一套更多元的经济和政治标准，来评估官员的政绩。他们也开始初步意识到，平衡各类优先事项的最好方法，是依靠一套治理机制——这套机制应能更好地理解民众的需求，并更好地奖励回应这些需求的官员。因此，为处理经济和安全事务而创立的协调机构（可能由最高层领导主管），为三中全会决定背后的构想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结果。
（本文作者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高级研究员，曾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中国业务局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