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新华社连发三篇“刺激与改革之辩”系列文章，力挺“微刺激”政策，顺带还批评“克强经济学”这个概念所造成的刺激与改革对立的舆论假象。
一个国家通讯社如此高调地出手，显然不是临时起意。不过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确实有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第一，宏观调控究竟是刺激还是稳定增长？
“微刺激”在数量上不容易把握，也容易引起公众误解，因此不是一个好的政策术语。我的同事卢锋最近多次撰文讨论“微刺激”政策，以他一贯行文温和但观点犀利的风格指出，第一，不宜给以稳增长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贴上“微刺激”的标签；第二，在当前的形势下，“不刺激”可能是一个好的政策选择。人感冒了，可以吃点感冒药，不要老是打抗生素。现在提“微刺激”，意思是抗生素还得打，但剂量少一点。但问题是“微刺激”做几次，容易给人留下强刺激的印象。
前几年各界对过度刺激的负面效应已经形成了共识，李克强总理也多次表明不会再大规模地刺激经济增长。顺便说明一句，“不再大规模刺激”正是“克强经济学”对于“不刺激”的原始表述，那个表述还特别说明“不刺激不等于政府不再采取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稳增长”，增速慢了往上抬一抬、增速快了往下压一压。不过这几年来政策似乎一直在往上抬，有的时候力度大一些，有的时候小一些。“抬”成为常态，说明增长目标可能已经超过增长潜力。
今年二季度GDP增速轻微回升到7.5%，但主要是得益于电力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加速，央行虽然继续保持“稳健”，从货币供应、银行信贷与市场利率看，货币政策已经走向宽松。目前GDP增长下行的压力仍然非常大，相信下半年政府还会陆续推出新的“微刺激”措施，这将进一步模糊“微刺激”与“强刺激”之间的界线。当然，政府努一把力，银行帮点忙，最后统计部门把一下关，今年全年的GDP增速会在7.5%附近，几乎毫无悬念。
第二，经济增长减速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
目前我国经济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有很多原因，但集中起来主要是三条。第一，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缓慢，前期的刺激政策还造成了许多后遗症。一方面是房地产市场回调的风险，另一方面是钢铁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第二，过去的增长模式包含许多结构性的风险，如过度投资、分配不公和环境污染等，转变增长模式意味着经济结构需要再平衡。第三，我国经济现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经济增长需要从过去依靠低成本转向依靠技术创新。
上述第一个因素是周期性的，后两个是结构性的。结构性的矛盾很难用刺激政策解决，比如单纯地增加银行信贷和财政补贴并不能有效地帮助沿海地区的企业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同样宏观经济政策也很难真正缓解大学生就业难。即便是应对第一个周期性因素的后果，宏观政策扩张也宜谨慎。全球需求疲软，政府真正能够支持出口增长的手段并不多，而如果通过进一步增加投资来稳定房地产市场并消化过剩产能，最后一定会死得更惨。
我国一些基本经济条件的变化也表明最近的经济减速主要是结构性的。比如目前出口的平均增速在5%-10%左右，这个增速不可能在回到全球危机前平均20%-30%的水平，因为全球经济的趋势增长水平已经回落，更重要的是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经济，“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出口持续高速扩张可能引发国际市场的反弹。与此同时，两个生产要素的增速已经下降，劳动人口规模从扩张转向萎缩，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短缺。固定资产投资减速也表明资本积累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快。这样看来，增长减速的趋势一时半会儿很难改变。
第三，增长的底线究竟应该划在哪儿？
习李新政伊始就明确传递了将适度容忍增长减速同时加大改革力度的政策信号，政府还提出了“区间调控”的思路，以不引发严重通胀为上限，以不引发严重失业为下限。这个政策思路的理论依据就是刻画通胀与失业之间的权衡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与描述增长与就业之间关系的奥昆定律相关。应该说这个思路是有创意的，对于处在增速换挡期的经济来说，对于新的经济增长潜力缺乏准确地把握，给一个区间又提出了明确的条件，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了灵活性。
但问题是现在实际的政策根本没有“区间”可言。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陆旸和蔡昉的估计，我国的增长潜力已经从“十一五”期间的10%下降到“十二五”期间的7.7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等认为增长潜力正在快速逼近7%，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分析也表明目前的增长潜力在7%-8%之间。这些说明官方的增长目标也许是合适的，只不过说是7.5%左右，结果一季度增长7.4%，政府就紧张得不得了，看不出区间在哪里，唯一的变化就是从迷信8%变为迷信7.2%。
更大的问题是政府把增长底线划得过高。现在大家认为增长7.2%的话，经济要出大问题，但依据是什么？所谓的三大担心其实都不靠谱，第一担心就业，但增长减速至今，工资还在涨、劳动力还短缺。第二担心金融，金融有风险，但是流量问题不是存量问题，现在用刺激政策缓解金融压力无异于火上浇油。第三担心投资者信心，股市表明投资者信心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当然把增长底线划得低一些，并非听任增长崩盘，而是要真正落实区间调控的理念。
第四，“定向调控”是创新还是新瓶装老酒？
政府提出的“定向调控”的思路其实是“区间调控”的补充，从学理上来说有一定的道理。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是根据大萧条之后工业化国家的经历形成的，主要是解决经济周期的问题。但我国的宏观经济矛盾，既有周期性的因素，也有结构性的因素。宏观经济政策要考虑结构性的后果，但对于直接应对经济结构再平衡和产业升级这样的问题，没有现成的做法。把结构调整的思路揉进宏观决策当中，以期达成“稳增速、补短板、促升级”的目的，应该说是一种创新。
问题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定向调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政府知道往哪儿使力、怎样使力和使多少力，但客观地说政府在这方面的成绩单并不漂亮。宏观调控体现结构调整的思路过去就有，比如在调控中坚持“有保有压”的原则。国家发改委每年都要采取措施控制过剩产能，后来的发展表明发改委关于过剩产能的判断非常的不靠谱，而且过剩产能越控制越多。支持光伏产业形成了巨大的过剩产能，支持婴儿奶粉干脆直接挑选五家企业给钱。
因此，一定要防范“定向调控”演变成新的产业政策、新的政府干预甚至新的腐败发源地。宏观政策当然可以考虑一些结构性的目标，比如在财政政策扩张时可以加大对瓶颈领域如电力、环保等的投资，也可以增加民生领域如医疗、教育的投资，甚至降低弱势领域如民企的税收，但不宜过于精准，原则是力度有限、能够退出、不限制竞争。另外不宜以货币政策实行“定向调控”，因为货币的流动性，水往低处流，任何滴灌都很容易变成漫灌。
第五，向刺激要增长还是向改革要增长？
过去两年政府一直强调改革红利，也就是说可以通过促进改革继续支持经济增长。但慢慢的调子似乎发生了变化，变成要推进改革必须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有学者提出了“自行车理论”来支持上述观点，即不进则倒。问题是现在追求的并非自行车速度，而是赛车速度。自行车跑不出赛车速度，只好给骑车的人不断地打激素。有的学者说虽然刺激，但没发生严重通胀，因此没什么问题啊。问题是过剩产能不消化，通胀压力上不来，刺激却会继续增加过剩产能。
现在学界争论究竟应该是以投资还是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说实话，这个争论意义不大，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完全靠投资或者完全靠消费支撑的。没有投资，经济当然无法增长。但没有消费，投资形成的全是过剩产能，经济同样无法增长。所以关键是投资与消费之间需要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国民经济研究所王晓鲁的研究发现，当一个经济的投资率在30%-40%的时候，能够实现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样看来我国目前的投资率过高。
其实，我国完全有可能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但不能依靠刺激政策，要靠改革。陆旸和蔡昉的研究发现，改革计划生育、户口和其他一些经济制度可以显著提高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北京大学黄益平和纪洋的研究也表明，比较彻底的金融改革可以令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4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则发现，如果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得到落实，短期内经济增长会减速0.2个百分点，但2020年增长会加速2个百分点。因此，实现中高速增长一须真正推进改革，二须短期容忍增长适度减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