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巨大商业机遇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明显的。数亿人口的转移、几十万亿投资的拉动、数倍于农村现有消费的拉动，怎么可能不带来巨大商业利润？
然而，政府与市场的资本博弈与合作，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经济逻辑，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都不可想当然。
经济增长的政策腹地
要推行“人的城镇化”，2.6亿进城农民，国家需要跟进26万亿元的政府投资，随后，来自农民进城后的消费力将进入一个爆发期
城镇化对经济转型有多关键？在中国政府看来，城镇化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广阔腹地。
“我们之所以有定力，是因为中国经济有巨大的韧性、弹性和回旋余地，空间比较大。而城镇化就是这巨大的空间之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下行压力，我们仍然要保持定力，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给市场以稳定预期。
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压力明显，但中央没有通过量化宽松刺激经济，而是通过定向降准，进行结构性定向调控。城镇化同样属于“定向调控”的重点内容之一。这一步棋，被广泛认同为“是远近结合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
但问题是，新型城镇化，到底机遇在哪？推行新型城镇化，李克强总理强调，贵在突出“新”字，核心是写好“人”字。
对此，永隆银行董事长、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马蔚华认为，正是因为以人为核心，才提供了以往城镇化不具备的商业机遇。“城镇化率按照2013年公布的数据是53%，但那时候讲的是以往的城镇化。城镇化不仅仅是盖房子，不仅仅是把农民的房子盖成像城里一样。过去农民工到城里打工，他本质还是农民，到一定的时候还得回家种自己的自留地，这个不叫城镇化。”
“所谓新城镇化就是人的城镇化，所谓人的城镇化，是现在已经在城里的2.6亿农民工，首先要变成城里人，首先户籍要改变，不能是二元结构了；其次是要和城里人一样享受教育、养老、各种服务，享受城里人享受的一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勇敢的设想，2.6亿农民工，这是第一步。”马蔚华分析。
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能带来多大商业机遇？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其中两驾马车未来都将由城镇化拉动。“城镇化会从两个方面扩大经济增长的动力，一个是拉动投资，第二个是促进消费。”马蔚华说。
仅政府投资这一项，城镇化就将拉动至少26万亿的政府投资，马蔚华估算。“这个巨大的变化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机会，与服务业是非常有关联的。2.6亿农民进城了，过去计算过一个农民进城，国家至少投资10万元，基础设施投资，算算2.6亿人需要多少政府投资？”
26万亿仅是政府投资，更大的市场来自农民进城后的消费力爆发。“城里人的消费、农民的消费有巨大的差别，目前城里人的消费是农民消费的3.6倍。”
马蔚华说城镇化是中国未来20到30年经济增长一个强有力的动力，“过去的30年，城镇化率每年几乎增长将近1%，这个速度也是世界各国历史上最快的。我们按照这个速度，现在达到53%城镇化率，美国是70%，因此未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增长了率，至少也得20年才能赶上美国，因此城镇化是未来增长的一个新动力”。
消费为什么没起来
理论上，城镇化进程必然带来消费率上升，但在中国过去的城镇化转换中，这种消费的爆发式增长并未出现，这又是为何？又该如何在新型城镇化中改革
然而，中国出现了经济悖论。以往的城镇化不仅没能带来消费率上升，反而导致大幅下降。“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近1个百分点，大大快于同期世界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约0.39个百分点的速度。但我们却并未看到消费率随之增长，我国的居民消费率自1978年的48.79%回落至2011年的35.42%。与发展路径可以借鉴的韩国相比，当前城镇化率与其1968年水平基本一致，但居民消费率却远低于韩国当时75%的水平。”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与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经济研究组成员岳安时共同研究发现。
为什么城镇化反而导致消费率下降？他们的研究表明，“不是因为城镇化推动消费增长的理论出现了问题，而是我国城镇化效率出现了问题。城镇化无法有效推动消费，是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下产生的现象，要分析其问题来源，则不能只孤立地分析城镇化，而是要将城镇化结合消费与工业化来进行分析。”
中国城镇化带动消费、促进经济的经济学原理，又回到经济学最基本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问题：工业发展和提高消费能力，究竟哪个应先得到刺激？
这是一个循环的圈。“圈”的一边，是城镇化的推进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消费条件、增强规模效应等途径进而传导至居民消费，使得消费水平增加。而“圈”的另一边，居民消费水平的增加使得需求上涨，进而带动工业化发展，提供更多的供给，供给增加后工业化实现了拉动就业、增加收入的作用，进而传导至城镇化，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因此按照此逻辑，赵晓与岳安时的共同研究分析认为，“城镇化未能有效推动消费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使得工业化形成的供给无法被当前需求消化；二是城镇化无法对居民消费形成有效的传导过程。这样就形成了只能消费单方向地驱动城镇化，而城镇化却无法有效促动消费的悖论。”
于是，连城镇化依靠农民工进城的这一模式，都可能成为“缘木求鱼”，因为它可能并不符合中国改革的特殊规律。“由此，城镇化的进程相对来说陷入了一个十分困难的境地，其单独依靠农村人口进城而提高人口城镇化的手段是不可持续的，同时也是破坏城镇化发展良性机制的一种盲目手段。”上述的共同研究认为。
这并非一家之言。实际上，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也在“新常态新机遇”的达沃斯主题晚宴上，将这个悖论作为中国城镇化必须攻克的转型难题。“经济转型，意味着怎么来拉动需求的转型。这就要靠改革。但我们现有的一些改革政策，能不能刺激经济新常态的产生？这是最大、最值得研究的问题。目前口号是高高举起，各种利益进行结构调整，政府处于市场角色转化过程中。而政府强烈的转化，使我们很多改革难以进行。”
同时，城镇化一直面临的另一矛盾是，产业结构升级导致所需要的劳动力减少，意味着城市中适合农民工的就业岗位，随着资本、技术的发展而减少。因此，李铁建议企业不可盲目乐观城镇化的商业机遇，政府更不可只盯着城镇化指标，“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如果实现了创新，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所以政府对户口的管理也要遵循这一经济规律，考虑长远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