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的“诱惑”
自贸区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双边或多边自贸区(FT-Area)，另一种则是国内自贸区，也被称为自由贸易园区(FT-Zone)。
前者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通过签署自贸协定，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从而形成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大区”。构想中的亚太自贸区即在这一范畴内。
后者则指一国的部分领土。就进口关税而言，在这部分领土内运入的任何货物被认为在关境以外，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制度。上海自贸区就被视作此类型。
酝酿8年后，建设亚太自贸区(FTAAP)的构想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11月11日下午，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在APEC会议记者会上宣布，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获得APEC经济体领导人会议通过。
自贸区建设热潮席卷世界，亚太自贸区概念顺应而生。在APEC秘书处执行主任艾伦?博拉德(Alan Bollard)看来，今年APEC会议上，最重大的议题就是关于亚太自贸区的讨论。
对于中国而言，“自贸区”是当下改革与发展的关键词之一，也已成为公众视野中的高频词汇。
包括尚在构想中的亚太自贸区在内，正式启动一年有余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浙江杭州提出的“网上自贸区”等，都牵动着国人的目光。与经济开发区、保税区相比，各种形式的“自贸区”似乎来得风头更劲。
国际“自贸热”背后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的同时，以自贸区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在快速发展。
有专家指出，随着超大型自贸区相继涌现，新的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形成，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也因此发生深刻改变。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又强调，要“积极参与高标准自贸区建设”“加快与韩国、澳大利亚、海湾合作委员会等自贸区谈判进程”。
2013年12月4日，商务部新闻办公室召开“自贸区建设”专题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姚坚在会上介绍，我国正在建设18个自贸区，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12个自贸协定。
今年2月的一次例行发布会上，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表示，商务部将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他介绍，今年商务部重点开展的周边自贸区谈判，主要包括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
相比以上已进入谈判阶段的自贸区，亚太自贸区显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亚太经合组织高官谈践曾表示，当今世界经贸形势面临碎片化趋势，是中方提出亚太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倡议的重要背景。
谈践称，由于各自贸区“原产地”规定不一，对很多企业投资造成困难。亚太经合组织把贸易投资自由化作为目标，必须要面对这些严峻问题。建立亚太自贸区正是解决之道。
不可不提的是，在中国大力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同时，美国也正在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
一个难以忽略的现实是，目前，有12个国家参与TPP谈判，但未包括中国。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微博])的数据，2010年，TPP 9个成员国的GDP总量达到16.9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27.2%。而这还未将申请加入TPP的日本计算再内。
据《环球时报》引述的韩国媒体观点称，对中国而言，建立FTAAP非常有必要。“一旦把自己排除在外的TPP形成，那么中方每年将遭受1000亿美元的进出口损失”。
然而，如果将各国的自贸区建设热潮都视为单一的经济目标导向，可能失之偏颇。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认为，美国自贸区战略所寻求的并非是单一的经济目标。
他分析，2013年是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年份：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接纳日本加入谈判，启动跨大西洋(13.98, -0.15, -1.06%)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在太平洋与大西洋同时推进自由贸易区谈判，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首次。下一步，TTP与TTIP很可能会走向统一，从而形成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济规则制定权的新平台。
自贸区申报缘何“争先恐后”
20世纪中叶以来，自贸区随着经济全球化、投资与贸易自由化而快速发展。
作为中国国内的第一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在诞生不久即表现出了非凡的活力。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戴海波在今年上海两会期间透露，2013年上海自贸区内投资企业完成经营总收入14200亿元，同比增长10.5%；完成工商税收472亿元，同比增长1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研究员隆国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将上海自贸区形容为“原来特区的升级版”。
他表示，我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建立深圳特区，从蛇口工业园开始，到后来放大成为经济技术开发区，再到后来浦东的开发开放以及海关的特殊监管区等等，这些园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针对不同的目标，进行了园区政策和管理体制的设计，在每个阶段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在当下，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但国务院规定对国内投资项目保留核准的除外)的上海自贸区所拥有的发展空间，已然超过了特区、经济开发区，堪称“空前”。
据媒体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调研上海自贸区时，指着留存35份写有限制措施文件的橙色桌面说，要继续压缩负面清单，给市场“让”出更大空间。
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力度之大可见一斑。
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中央对上海自贸区的态度，一波又一波的自贸区申报浪潮袭来。包括天津、广东、重庆等30个省市明确表态要申报自贸区。
甚至在上海自贸区正式获批落地之前，浙江舟山就在积极争取自贸区的相关政策在舟山落地。
有媒体如是总结提出申报的各个地方的复杂心态：“既有地方的实际需求，也有对地区间新的博弈和竞争的担忧，当然还有将自贸区等同于优惠政策的传统依赖。”
一些地方在“拿政策”方面的拼抢，也在中央高层的预料之中。
今年9月，李克强总理表示，自贸区“是一个改革的高地，而不是一个政策的洼地”。因此，各地需要正确理解自贸区的实质、创新之处与战略意义，不应只把申报自贸区理解为一种请求中央准予实行优惠政策的机会，而要从发展本地市场经济、提高本地治理水平上下功夫。
事实上，上海自贸区建设自起步起，便把“税收优惠”等列为了“敏感词”。
“二十多年以来，大家对以优惠政策、特殊政策为导向的特殊监管区已经习惯了。”
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主要设计参与者王新奎说，“特殊政策、优惠政策再搞下去，确实是效果越来越差，互相抢投资，到最后什么效益都没有。”
相比促进经济增长，上海自贸区被赋予了更为深远的意义——“深化改革试验区”，在区内孕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体制机制。
“上海自贸区的根本目的是做高附加值的贸易、高标准的投资和高效率的金融，从而以上海为起点来支撑全国的经济改革，是中国版的TPP，因此政策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开放后所带来的风险与机遇的关系。这是一个冒险并充满挑战的过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微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解读。
“网上自贸区”另辟蹊径
相比传统意义上的自贸区，浙江杭州提出的“网上自贸区”被认为是另辟蹊径。
“网上自贸区”，据称相当于建立一个虚拟的跨境电子商务园区，是“试点跨境电商的升级版”。
早在2012年12月，杭州就成为海关总署批复的首批跨境电商试点5个城市之一。随后在2013年7月，中国(杭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产业园开园，杭州又成为中国首个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工作进入实质性运转的城市。如果“网上自贸区”成为现实，上述产业园和试点区将成为线下贸易园区。
对于杭州来说，其区域优势和港口优势是远远不能与上海相比的。作为外贸重镇，杭州积极申报网上自贸区与目前传统外贸不景气不无关系。但更大的诱惑来自迅速膨胀的海外代购市场。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海外代购市场交易规模超过700亿元，国内消费者“海淘(即网购进口商品)”消费规模同比成倍增长，远高于国内网购增长速度。
在此背景下，业界预测，随着多个城市加入“网上自贸区”试点竞争，将进一步刺激中国“海淘”市场，年交易规模将超过1200亿元。
目前来看，拥有阿里巴巴[微博]、淘宝、网盛等一批国际知名的大型电商企业和众多中小型电商的杭州在“网上自贸区”的竞速中跑在前列。
有媒体注意到，今年3月31日，杭州市政府网站挂出《关于杭州接轨上海自贸区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要把杭州打造成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要逐步创造条件积极申报“中国(杭州)网上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深化与阿里巴巴集团的战略合作。
在紧接着的4月，杭州就出台了《关于杭州接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同时，杭州市政府还积极申报“中国(杭州)网上自由贸易试验区”。
《意见》提出，率先探索形成出口和进口小额货物贸易电子商务“通关、质检、税收、结汇、支付、物流”全新模式，还将探索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营造有利于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
杭州海关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改革小组成员蒋明曾对媒体表示，跨境电子商务在交易、支付、物流、进口和出口环节都存在发展的瓶颈，各方都在寻找突破。
比如，一些外贸企业遇到了出口退税和结汇的问题。因为跨境电子商务都是小价值包裹等，拿不到报关单，即使去申报，成本大于利润，企业的申报意愿不强。如今就是要寻找一种方式，可以实现统一报关，方便跨境外贸企业退税和结汇。
在一些人看来，网上自贸区的必要性因此凸显。
中国电子商务中心高级分析师张周平认为，杭州申报“网上自贸区”的意义在于，更多地寻求政策上的支持，解决目前外贸线上线下所出现的问题。
杭州市委常委佟桂莉则透露，目前杭州的试点工作还是适应性的、修补性的、局部性的创新举措，“还没有把跨境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的形态，来作出单独的全面的综合的制度安排。传统商务模式与跨境电子商务之间的不协调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言下之意，杭州可能将从“网上自贸区”中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