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商务部、统计局和外管局联合发布的统计公报已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基本趋势：
从2002年至今，中国对外投资的年化增长率是39%，目前对外投资存量为6000多亿美元。这个数额在全球投资存量中不算大，大概在第11位，但是当年的输出流量，在2013年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三。重要的不仅仅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02年27亿美元到去年的1078亿美元的高增长速度，而在于趋势。我们又该如何迎接这一机遇和挑战。
成为对外投资净输出国
学术上有一种观点，今年或者明年将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元年”，去年我们的对外投资和外来投资已经非常接近。所谓“元年”可能意味着中国将在今明两年成为对外投资的净输出国。这涉及到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也是可以很快见到的，而且还将继续发展的趋势。
怎么理解这个趋势？这个趋势其实有一个简单的背景，人们会提到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成长、经济结构的高储蓄以及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等比较优势，使得中国拥有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这些条件令中国有可能把自己的资本输出，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可设想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很少外汇储备的状态下，还会有一个大规模高增长的资本输出行为。
更重要的原因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高度融合——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中国是第一贸易大国，这不过是一个数字，但经济依存度在50%左右，意味着在供给和需求方面，我们的实体经济与全球经济密不可分。在这样一个经济结构中，很自然地产生了全球化的行为，大量中国企业的供给和需求都高度依赖全球的市场和供给。
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下，通过资本输出，可以更好地进行行业的纵向整合和横向整合，这是一个正常的、自然的发展过程，也是经济高速增长和高度国际化的必然趋势。实际上很多跨国公司走的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在全球市场中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全球市场中进行生产布局，在全球的要素中提升自己的价值链、完善自己的产业链，这是正常的趋势和状态。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做到，我们能不能做好，而不是我们需要不需要做。
这样的事实和趋势下，从内在需求来看，我们可以预计未来中国对外投资的迅速增长仍然是一个基本的趋势。
拐点还是起点
关于人均4000多美元会有一个资本输入输出的拐点，或者资本输出能力的起点。
中国经济有一个不寻常的地方，过去我们在讨论中国经济时，经常会提到一个特点叫“未富先老”：在中国还没有发达的时候，人口结构就已经老化了，现在中国人口老化的趋势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中国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享受了人口红利，但是当我们越来越老去，我们就要面对更多的挑战和难题，而且留给我们的时间比常态要短。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特征，而且这个特征在未来的十几年、二十年会变得更加显著。
中国还有另外一个特征：中国拥有这样高的对外投资增长速度，涉及的地区这样广泛，涉及的行业这样多元，而且仍有很大的空间。我们目前的投资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匹配。我们的实体经济有着内在的全球化的需要，有着资本全球化的内在动力，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在现在的水平上已经具备了进行全球化国际经营和全球投资的能力，这不是自然而然匹配的。
中国对外投资的挑战面对一个基础性、结构性的问题。我们仍处于发展中经济水平，但是我们将要面临一个宏大的对外投资，这将是一个不对称的挑战。这种挑战表现为虽然有对外的需求、供给和环境，但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我们整体的企业管理经营水平还是不发达，甚至还是相对粗放的。
待提升的国际化经营理念
和实体经济的高度全球化相比较，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理念还是相对封闭的。虽然企业的原材料——特别是大宗商品——很多来自于国际市场，产品也有很多输送到全球各地消费，但是我们的企业管理有多少能真正适应国际化经营？在经营理念上，我们的全球视野是不足的。和实体经济的高度全球化、和物流的全球化相比，我们的经营理念、我们的思想更倾向于封闭，这是由我们的发展阶段决定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这些年在环境保护、生态、卫生、安全标准等方面有了很多的立法，也有了行业标准和各种各样的要求。但是客观地讲，大众依然在某些领域身受其害，整个社会对这方面的要求和标准，正迅速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必须承认，这些标准和要求还没有内化为企业管理的正常标准，而通常是表现为在强制范围内必须接受的。对企业而言，可能增加成本的达标措施，还没有变成一种自觉的行为。
关于雇主和雇员的关系，作为发展中国家，国企中可能有最平等的雇主和雇员关系，但此种关系在私企中可能相当不对等。换句话说，在雇主和雇员的关系及相关的社会福利、社会关系上，我们的管理者和境外投资的环境有很多的不匹配、不适应，甚至很难自觉地意识到这些相关的要求。
另外，从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来说，很多境外企业都会提到加班的问题。在中国，有的企业加班可能是员工自觉自愿的，是企业的共同需要；但在很多其他地方不是这样的企业文化，不是这样简单的关系，导致中国在国外的有些投资受到批评和诟病。在全球有比我们落后的市场，也有很多比我们发达和规范的市场，面对这样的环境时，出现挑战、难题、困难是正常的。
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对外的需求、供给及机会，在实践中有一定的不匹配，这给中国对外投资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需要我们付出额外的努力去应对、解决相关的问题。要适应这些，企业需要有全球的视野，有全球的战略能力，最关键的是需要有人才，要有国际经营、国际管理的人才，要有在全球行业中有竞争力的人才。
需调整的心态
除了这些基础的结构性问题，还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心态和行为，有些也对中国的对外投资形成了负面的影响。
比如心态过急，准备不足。有些中国企业感觉，如果没有对外的投资或者业务，那会显得不够发达、不够尖端、不够上档次。我觉得重要的是需要做好功课，而不是一种随大流、追求热潮，这是一个很大的忌讳，至少它会影响你投资的成功。
另外，通过一些研究、报道和会议，我们多多少少会看到一种重规模、重速度，但是轻质量、轻效率的倾向，为的是引人注目。一些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同样存在类似问题，给企业对外投资真正的成功和效率带来负面影响。
还有一些企业重视投入过程，但是轻视投资后的管理，轻视投资后通过管理对于企业的增值以及包括实现收益。换句话说，会更重视投资前期比较辉煌、比较风光的阶段，而轻视付出艰辛努力的投后管理过程和投资实现收益过程。这会涉及到更具体的投资管理或投资活动，对于真正参与和进入到对外投资领域的企业来讲至关重要。
还有一点也可以观察到，即企业实现对外投资目标的能力不足。企业实现对外投资可以是一种长期的投资，是一种企业的战略发展，是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延伸和优化，在价值链上的提升，从技术品牌到整个结构的升级。通过境内外经济的融合，来创造转移借鉴新的商业模式，实现企业的目标和效益，这种能力其实是成功的对外投资最关键的因素。但这些因素相较投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真正的投资者需要有全球的眼光和站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投资、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以及需要为实现这种目标做充分、细致的准备，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不断改进。
我们应当有所改善的是，政府部门除了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提供更好、更方便的服务支持、指引，最关键的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对外投资的主体，使企业能够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能够构建明确的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战略和策略，并非常专注地学习、借鉴、积累和提高，提升自己的国际经营、国际投资的能力，建立和培育自己的人才队伍。
同时，需要学习借鉴，需要成长，需要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这个伙伴包括我们国内的同行或者其他融资伙伴等，包括国际的伙伴，也包括被投资国市场的伙伴。这种伙伴关系是不可或缺的，通常这种互利共赢也是通过伙伴关系来得到具体的体现和实现。
最后，中投作为一个主权财富基金，作为专注于长期投资的财务投资者，已经建立起了非常多元化的全球投资平台，也建立了自己的队伍，为中国企业，也为外国的经济伙伴服务。我们搭建了一个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更好的互惠共通的平台，能够创造更多的互利共赢，来实现全球的优化配置，提升人们的福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和国内外的各种伙伴进一步发展互惠合作的关系。
我们现在是站在中国作为投资者的角度讨论对外投资。实际上中国对外投资作为一个现象，一定包括两个方面，就是投资者和被投资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投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这必须有双边的配合。作为投资者，你有长期资金，愿意通过长期投资建立互利共赢的格局，实现更好的互惠。作为被投资者，要为投资者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提供可行的政策及监管环境，提供可靠的法规法律保障，提供相对稳定的可以专注于长期投资的社会环境。这同样是投资对象和投资者互动的过程，少了哪一边，这个行为都是很难获得成功的。成功需要更多的条件，需要长远的双边真诚合作和努力。
（作者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此文根据作者2014年11月2日在北京国际金融论坛上的演讲记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