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还未公布年度经济数据的统计结果，但在“一带一路”以及互联互通倡议的推动下，2014年当会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一个关键节点。
比如，人们都在关注，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能否超过利用外资总额。
商务部曾预测这个拐点最迟会在2016年出现，而联合国贸发组织预估，中国在2014年就可达到，由此跻身净对外投资国。
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突破千亿美元，为1078.4亿美元，连续两年坐稳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同年中国吸引外资1239亿美元，年增幅2.3%。
据商务部2014年12月的数据，2014年前11个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540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898亿美元，同比增长11.9%。
由于大量相关战略和政策——一个典型例子是新修订的《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在2014年确定、起步，可以想见，2015年起的几年内，中国的对外投资将迎来新一轮高速增长。
中国从“商品出口”向“资本出口”转变的意义，在于使改革开放以来主要依靠出口和引资的经济发展格局发生重大改变。
在新常态之下，对外投资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重要推动力。
2001年中国加入WTO，通常被认为是经济的一个转折点。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带来的发展契机仍延续了1978年开始的开放市场、输出产品的模式，即利用国际公认规则使中国制造拥抱世界。
14年来，在WTO效应深刻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同时，由于种种因素，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作为第一大出口国，涉及中国的贸易争端在WTO贸易竞争机制裁判中已占据相当比例，而且有继续增长的趋势。
也正是在此种背景下，至少近十年来，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最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将经济增长动力从对外贸易转移到扩大内部需求上来。
对外投资无疑给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窗口、市场和空间。这也是《瞭望东方周刊》制作本次对外投资趋势报告的根本原因——希望通过对典型高端人群的调研，为新一轮中国对外投资提供趋势性判断。
参与本次调研的中国企业，均为在海外已有投资实践的行业领军者和大型企业。他们指出了当前海外投资的前景和挑战。
过去一年与中国贸投关系紧密的近20个国家的高级官员、驻华使节，也提供了对所在国家与中国企业投资合作的建议和趋势判断。
在这次调研中，《瞭望东方周刊》注意到，区域投资及贸易备受关注。事实上，全球化的思路和机制目前都在经受质疑，与之相比，区域贸易自由化及便利化，正在成为潮流。
这或许应该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2015对外投资趋势报告之一
外国官员眼中的中国投资机会
基础设施、电网电线、变压设备等“一切与智能电网有关的”项目，都是可能进行投资合作的领域
文/山旭 徐颖 姚玮洁
正如中国最高领导人提出互联互通倡议的深刻内涵，双向推进及其造就的共赢，是中国海外投资增长的第一要素。
全世界，从加勒比西岸、只有170万人口的哥斯达黎加，到7.4亿人口都在谋求更快摆脱经济衰退的欧洲，对于中国投资持有何种看法？其中机会在哪？阻碍何在？
20位来自六大洲的国家部(局)长、驻华大使、贸投机构负责人、区域地区一体化组织官员，对《瞭望东方周刊》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其中，大部分外国官员、使节接受过本刊专访，其余则填写了相关问卷调查。
从分布数量的多少看，受访者依次来自欧洲、南美、东南亚及南亚、中北美、中东及非洲、大洋洲。
其中包括，5位国家商务、经贸、投资、发展计划部(局)负责人，8位驻华大使、公使，以及4位驻华贸投机构负责人。由于中国即将进入净对外投资时代，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吸引中国企业去自己的国家投资。
此外，还有3位区域一体化组织官员，他们分别是太平洋岛国贸易与投资专员署贸易专员穆埃拉·萨武，拉美和加勒比经济事务委员会国际贸易与一体化部部长欧斯瓦多·罗沙乐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商工联合会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刘家麟。
选择上述调研对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所在国在2014年皆与中国有较为紧密的投资交往，或有中国领导人访问该国。
比如，巴基斯坦计划与发展部部长阿赫桑·依克巴尔，其主掌的部门是巴基斯坦国家发展的统筹机构，职能与中国的国家发改委类似。建设中的中巴经济走廊，即由两国的上述两个部门牵头推进。
像阿赫桑·依克巴尔一样，受访的5位各国部(局)长均在2014年到访中国。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对外投资是一项复杂且内容庞杂的事务，一次调研并不能涉及所有根本问题。因此，此次对国外受访者的调研，主要希望能提供全球范围的投资趋势判断。
能源投资最受欢迎
此次调研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你希望中国企业加强在贵国哪些行业或领域的投资？
对于这项多选题，排名前三的答案分别是：能源、基础设施、农业。
虽然能源也属于广义的基础设施，但由于其投资额巨大，因此在此次调研中单列，并涵盖能源生产到应用的全产业链。
通过访谈可见，受访的外国人士对于中国能源投资的期望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如土耳其、太平洋岛国、多个南美国家期望的能源生产设施。
土耳其经济部副部长塔里克·苏曼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该国正在计划高达1300亿美元的能源投资，特别是可再生能源。
智利驻华大使贺乔治则明确表示，该国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具有巨大的光伏产业资源——由于拥有高太阳能辐照和廉价土地，阿塔卡马沙漠在全球太阳能项目中非常受欢迎。2013年，智利环保部门已经批准了当地一个5700万美元的太阳能项目。
在发展相对滞后的地方，比如巴基斯坦和太平洋岛国，对传统能源设施的需求则非常迫切。阿赫桑·依克巴尔认为，电力问题是制约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在中巴经济走廊中火电设施角色重要。
其二是发达国家。德国外贸与投资署驻华代表韩佩德告诉本刊记者，德国反对欧洲对中国光伏产品进行反倾销限制。他和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的态度一样：“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和德国太阳能企业合作是未来不错的选择。”
由于将在2022年关闭所有核电站，在2020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在电力供应中，光伏的比重最高可达50%。
中国企业在德国的光伏投资由来已久。韩佩德说，在三四年前的那一轮中国对欧光伏投资中，中国企业虽然投资数额巨大，但大多只是在德国设立了办公室。
在欧洲，电力应用设施市场广阔。韩佩德与英国贸易和投资署中国区总管李凯琳，都提到了正在推进的超级智能电网。
在英国，智能电网建设将为3000万个家庭和企业更换智能电表，涉及113亿英镑的市场。在德国，一个智能电表的安装费用近800欧元，将产生100亿欧元以上的市场。在西欧，意大利、瑞典等已经完成了先进计量基础设施的部署，法国、西班牙、德国和英国，预计在未来10年到20年内完成。
储能也是智能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由于可再生能源更广泛的应用，韩佩德认为“要有大规模存储的解决方案，同时也能解决小规模存储问题”。
他说，基础设施、电网电线、变压设备等“一切与智能电网有关的”项目，都是可能进行投资合作的领域。
英国电力市场雄心勃勃的改革，会在可再生能源、新核能源、碳捕获与存储及天然气领域。该国正在通过《能源法案》落实更长久、更稳定的投资体制。
在访谈中，荷兰提出另一种思路：希望利用先进的风能和排放控制技术与中国合作。
总体而言，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投资合作，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巨大市场。而在中国存在超强的光伏产能，如何更好地将其导入其他国家，是一个重要问题。
基础设施投资发力
通过此次调研可见，在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区域：东南亚、南美、非洲等，拥有广阔的基础设施投资市场。70%的受访者赞同用“迫切”一词来形容对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而他们大多来自上述区域。
包括希腊、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官员、使节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西欧较普遍的声音是，中国高铁在这个市场可能还缺乏更加充分的竞争力。当然，他们欢迎中国企业进入这个市场的招标程序。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南美。由于基础设施比较薄弱，首先需要更稳定的铁路系统把内陆的货物运到港口以供出口。
智利大使贺乔治说：“我们需要更少点雄心的项目。”不过，他也提到了从智利到阿根廷、穿越安第斯山脉的货运铁路项目。
相较而言，高铁似乎更受那些有一定交通基础的国家欢迎。比如土耳其，塔里克·苏曼斯说，他们的目标是新建1万公里高铁线路。
泰国商务部长差猜·萨里甘拉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制约该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基础设施不足，他们已通过一系列提案，希望解决这个问题。中泰两国在这个领域最新的合作成果就是落实了高铁项目。
总体来说，全球对于基础设施的需求来自两个原因：提升薄弱的基础设施，以利于国内的经济发展；依靠基础设施投资刺激国内经济。
就在2014年，中国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世界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国。从1992年到2012年的20年间，中国将大约8.5%的GDP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美国和欧盟分别是2.6%。
如希腊驻华大使瓦西里奥斯·科斯蒂斯所表达的，基础设施投资也成为该国摆脱经济衰退的主要举措，为此提供了国有企业和公共设施投资来吸引国外资本。
一个典型例子是中远集团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的投资，即使在该国经济衰退期间，仍然“盈利丰厚”。
“机场、公路、高速、港口的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可是很多亚洲国家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因为商业银行的利率让人难以承受。”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部长穆斯塔法·穆罕默德在与本刊记者交谈时这样说。
需要指出的是，在把矿产资源投资也纳入基础设施投资范围之后，它可能成为未来受限最严格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
在目前智利、秘鲁、巴西的对华贸易中，矿产都占有重要角色，也是中国企业投资最多的领域。而在深度访谈中，这三国都表达了对于升级采矿业的决心。他们希望中国的投资更多介入高附加值部分，同时告知，初级产品出口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
农业贸易关注进出口环节
与基础设施需求集中于第三世界和少数欧洲国家不同，对中国农业投资的需求广泛存在于全球各地。
访谈中，南美国家——秘鲁和智利在关注葡萄酒市场，比如有中国企业在那里投资葡萄酒，然后卖回中国；哥斯达黎加和巴西都有牛肉；智利推荐水果。事实上，中国与智利已经在天津建立了一个合作示范园，2015年将在智利也建设一个。
而身处西欧、以高品质农业而闻名的荷兰，则向中国消费者推荐乳制品和鲜花……
农业及食品领域的问题是，目前进出口环节还不够通畅。
秘鲁大使胡安·卡洛斯·卡普伊纳说，虽然秘鲁农产品进入中国“会遇到一定程序上的问题，不过不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对外出口都可能遇到一些小困难”。
巴西大使雷昂则提到，中国企业在该国投资一定要了解该国农业贸易的习惯：当地人更喜欢在农场门口交易，不希望承担出产之后的任何责任，而中国人一般会选择在港口交易。
用什么替代“市场换技术”
在回答“你认为中国与你所在国家目前经贸合作最好的行业或领域是什么”这一问题时，前三位的答案分别是：制造业、基础设施(资源开发)、能源。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与中国还存在某些制造业方面的竞争。比如哥斯达黎加，英特尔在近年不断加大对华投资的同时，关闭了在那里的芯片工厂。
另一个例子是在“金砖国家”之间，如巴西大使雷昂所说，“不总是互补关系，有时也互为竞争或配合关系”。
通过深度访谈可见，基于制造业、工业的科技合作，将成为未来中国海外投资的热点。它其实也辐射到能源投资。
典型例子是中德“创新伙伴合作关系”之下的技术合作。德国大使柯慕贤认为，德国在多个领域拥有中国经济和技术发展不可缺少的尖端技术。
这位外交官认为，过去那种“市场换技术”的模式并不适合今天的中德技术合作。如何在中国投资已经进入发达国家本土的情况下，形成新的技术合作惯例与协作机制，值得探讨。
中国与拉美国家领导人达成的一揽子中拉技术合作协议中，中国相对更具有主导性。南美国家希望中国利用先进的资源开发能力帮助他们提升产品附加值。这些协议还涉及电信、航天等领域。
贸投“高地效应”
对于“本国吸引中国投资的优势”这一问题，各国人士的答案，排名依次是：政策环境、区位优势、税收及财务补贴、基础设施完善、劳动力素质，以及其他。
这其中，需要注意的是，许多国家认为自己可以利用区域一体化协议或自由贸易区，为中国资本进入区域内其他国家提供“跳板”。
一个典型例子是荷兰：由于历史原因，它甚至可以为最终进入南美、加勒比市场提供便利。荷兰驻华公使杜安德认为，相比之下，中国商人直接到南美投资则没有这么便利，“因为拉美对他们太陌生了。”
泰国自认可以作为整个中南半岛的交通中枢；哥斯达黎加则称可借助自贸区进入北美市场；希腊、土耳其和塞尔维亚都提出，可借欧盟身份和地理位置之便，进入中欧、西欧。
拉美和加勒比经济事务委员会国际贸易与一体化部部长欧斯瓦多·罗沙乐斯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更多地融入美国的生产价值链，比如通过在墨西哥和中美洲投资建设、工业项目，从这些地区出口到美国，这些国家有几乎可以自由进入美国市场的优势。
几乎所有受访的外国官员和使节，都会提及与中国的双边贸投协定——即使还没有签订，也会表达出浓厚兴趣和极高期待。
也许，未来构成中国海外投资网络和渠道的，可能不会全是全球化的多边谈判框架，会有若干双边协议和区域协议互相叠加产生的“高地效应”——处于不同协议交叉点的国家和地区，将成为具有辐射性的重要投资目的地。
从投资需求的访谈看，其区域性特征十分明显——南美的基础设施、农业、资源投资需求，欧洲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合作，非洲的基础设施、能源、农业，等等。
欧斯瓦多·罗沙乐斯说，拉美地区“已在消除区域内贸易关税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这是非常积极的，因为区域内贸易对于中小型企业非常有利，也利于出口多样化”。
或许是由于缺乏资金，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期望用良好的政策环境吸引中国企业。比如多个国家表示，中国商人可以将利润全部带离该国，还可享受设置经济特区、土地使用优惠等条件。发达国家则推出宽松的签证和移民政策。
税收及财务补贴也是一种政策环境，由于其直接性和独有吸引力而在此次调研中单列。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和以土耳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此采取了积极态度。后者根据不同的投资激励计划，税收减免最高可达50%。
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德国东部地区，各种补贴可达40%，但在经济实力较强的地方可能只有10%。这些现金补贴都会在投资完成后，快速汇入投资者账户。
投资发达国家的好处还在于，除了投资现金补贴，科技和劳动力培训等都可以再获得补助。
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劳动力等成本较高，精确、科学的成本和收益综合估算，是投资成败的关键。而“劳动力素质”这个选项，也多由发达国家选择。还没有多少发展中国家认为这是本国吸引中国投资的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选项下，一些国家提到了与中国的传统关系和政治关系，如塞尔维亚和巴西。
也有不少国家的官员期望，能够尽快将投资问题上升到国家间的合作协议中，或者进一步落实已经达成的协议。
“领导人外交正成为两国发展的终极动力。”哥斯达黎驻华商务参赞加何塞·戴维·穆里略说。
中国企业的短板与风险
在“阻碍中国企业在贵国投资的因素”这个多选题中，排名前三位的是：文化差异、商业模式、管理经验。
虽然没有单独列为选项，但在访谈中，数位外国官员都谈到了中国企业应该熟悉当地的法律和金融环境。他们认为，这些内容可以归于广义的文化差异范畴内。
曾经作为一家英国房地产企业中国区负责人的李凯琳说，“中国企业去英国投资要真正尊重两国差异”，这在欧洲叫“去罗马做罗马人该做的事儿”，在中国叫“入乡随俗”。
这位贸投机构官员的建议是：要有优秀的法律顾问、翻译，“很多有能力的助手”。
秘鲁大使胡安·卡洛斯·卡普伊纳则建议，中国企业应该雇佣当地的法律顾问，因为不了解当地法律的状况“不仅是在秘鲁，在整个拉美都相当普遍”。
他同时认为，有些中国企业进行投资后很快停止营业，“这是中国商人在秘鲁投资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德国，当地有声音认为，有些中国企业总是投资收购企业、完成技术转移后就解散当地企业。
与之相关，约60%的受访者对于中国企业的本地化进程提出了希望。
土耳其经济部副部长塔里克·苏曼斯认为，中国企业在土耳其的最大挑战是与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他认为，中国企业应该积极探索当地的投资机会，并且认真分析当地投资激励机制的细节，“与可靠的本地伙伴、本地专业人士合作”。
作为全球投资市场的后来者，外国官员们认为，中国企业在商业模式和管理经验上还有一定缺憾。
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商工联合会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刘家麟说：中国企业在中东最大的挑战就是自己。
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也包括马来西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正在中国建立广泛的投资咨询网络。比如荷兰，在中国已有11个办事处，还在6个城市设立了小型咨询中心。
无论如何，全世界的贸投官员都期望着迎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西班牙投资局局长何塞·卡洛斯·加西亚·德·格维多·路易斯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经过与欧盟磋商，“在西班牙的中国投资者可以长期居住在西班牙，而且有更加宽松的移民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