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也就是邓小平提出的统筹“三个开放”新时期
随着2014年诸多数据统计的揭晓，许多代表今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数据将进一步明晰：中国的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估计是否将超过美国，居全球第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超过外商对华投资(FDI)，实现了1978年以来的第一次逆转……
在中国最高领导人亲力推动“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等对外新倡议的背景下，唯一的问题似乎变成了——2014年是否可以成为“中国世纪元年”？
在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对外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燕生看来，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对外投资战略，与邓小平30年前统筹“三个开放”的思想一脉相承。
张燕生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表示，“现在必须按照‘四个全面’的新要求，全面推动新一轮高标准的改革、高水平的开放、高质量的发展。”
到统筹“三个开放”的时候了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人认为，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战略，是中国新发展阶段的开始，你如何评价？
张燕生：讨论这个问题，有必要重温邓小平同志的3个论述。
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曾提出：“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3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他指出的是30年前中国开放的重点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因为需要西方的技术、人才，这是30年前实施的不平衡开放战略。
从2014年到2049年的新35年间，中国开放的战略是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也就是邓小平提出统筹“三个开放”的新时期。
第二，邓小平在1988年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先形成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大局，然后形成中西部开放开发的大局。
“一带一路”也是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选择，将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开放，是举全国之力，沿“一带一路”推动全方位国际合作的一个新战略。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他国家的时间序列的动态比较优势在中国体现在横截面上，即在同一个时点，东中西部差距很大。所以，当前统筹两个大局，实际上是解决中国的区域间发展差距问题，以实现新时期国内的城乡、区域间均衡性发展。
第三，邓小平在30年前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新时期的“一带一路”，实际上是统筹改革、开放的全新战略，通过全球投资、全球配置资源，形成新的全球影响力。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国际背景是美国推动了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变局，如以TPP、TTIP为代表的新一轮高标准自由贸易区新规则；以TISA为代表的新一轮高标准服务贸易开放新规则；以BIT2012为代表的新一轮高标准投资自由化新规则；以限制政府利用优惠政策扶助国有企业战胜民营企业的能力为指向的新一轮竞争中立规则；以新议题为代表的新一轮高标准劳工规则、环境规则、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政府采购规则等。
它们将对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新挑战，不适应就将面对被边缘化的风险，主动适应也将面对体制机制和承受能力差距较大带来巨大冲击的风险。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这就必须按照“四个全面”的新要求，全面推动新一轮高标准的改革、高水平的开放、高质量的发展，使“一带一路”建设真正成为我国走向全球负责任大国的康庄大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总结了3句话，一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体制角度提出了如何与国际高标准对接的问题；二是“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一方面是要求举全国之力“走出去”，另一方面提出了怎么统筹开放，哪些方面开放的问题；三是“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从低成本的要素优势向技术、品质、品牌、服务和成本“五位一体”的综合竞争力优势转变。我觉得，下一步我国会在这些方面产生巨大的变化。
构筑全球新经济秩序
《瞭望东方周刊》：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对外投资会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在其他方面你认为还会有何正面影响？
张燕生：首先是外汇储备，它涉及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我们在2007年的研究得出，如果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加快、利率市场化加快，只需要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此当前3.8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产中，至少有3万亿美元需要由储备资产转化成非储备资产，进行合理多元化的管理和运用，可能变成政府、企业或自然人的对外投资。
2013年，中国实现贸易顺差2592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顺差3635亿美元，加工贸易中80%以上是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已经从过去的占比55%下降到了38.9%，随着成本驱动型资本转移到越南、孟加拉、印度去，加工贸易顺差未来将会下降到非常有限的数目。
我认为，“十三五”时期贸易顺差很可能会变为平衡甚至逆差，如果ODI持续大于FDI，随着资本市场开放，可能出现证券投资、短期资本流动逆差，使“双顺差”局面出现结构性变化。到那时，中国就进入用价格来出清国际收支差额的阶段，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变得非常重要。
随着中国的“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毫无疑问也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走出去时，马上会面临外汇风险，这时人民币会开始逐步成为贸易结算、投资、储备货币，这是随着时间推移一步步变化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后，浮动汇率合法化，国际社会为什么没有抛弃美元？美元的国际化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欧洲美元市场和亚洲美元市场的兴起，尤其是欧洲美元市场，在美国境外形成了一个有相当深度的离岸美元市场体系，包括即期、远期、期货、期权、互换等一整套货币和资产市场。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在贸易结算、投资、储备货币之外，核心问题是要在境外形成一个有深度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体系，可以在境外形成人民币股市、期市、债市、汇市的市场体系，进行即期、远期、期货、期权等业务，人民币就可以成为套期保值、风险对冲、融资的货币。
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路经济带倡议时，就讲到了加强区域合作的“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货币流通就涉及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和带动人民币境外使用和人民币离岸市场体系发展的重要作用。
其中，既包括通过“一带一路”的资本输出促进离岸人民币需求结构的不断深化，也包括我国资本项目逐步开放为“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更多离岸人民币供给规模的不断增长，进而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全球投资交易、储备货币中的广泛使用，形成多层次离岸人民币市场体系。这将更加有利于降低我国企业和个人“走出去”的外汇风险和汇兑成本；有利于提升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和竞争力；有利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
亚投行不是资本输出工具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设立的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这两个新的国际金融平台，能给中国带来什么？
张燕生：现在的国际金融体系是由英美主导的，最大的问题是忽略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权益和利益要求，让穷国遵循发达国家的规则。可以看出，无论是GATT还是WTO，所有谈判都能成功，但符合发达国家权益。但多哈回合作为有利于穷国穷人穷地区发展的会合谈判却失败了。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当今世界实际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金砖国家银行，是以发展为主题，探索能够符合发展中国家国情、发展阶段和可承受能力，以长期融资为发展服务的开发性金融工具。因此，它对现有的世行是一个补充。亚投行也是为亚洲巨额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提供长期融资工具。更多地培育亚洲的长期投资者，把保险、养老基金等资金通过创造长期融资工具，用于本地区的发展。因此，它也是对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个补充。
金砖银行、亚投行是有着巨大功能的，但我认为它们不是中国的资本输出工具。从资本额来看，金砖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加总只有2000多亿美元左右。而中国对外金融资产有5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有3.8万亿美元，这3个机构的资金总额只是中国每年ODI很小的部分。而且这些资金大多是用于中国合作伙伴，是按照国际规则和多边协议提供给中国合作伙伴，是一个共享发展的南南合作新模式。
这几个机构是从负责任大国的角度来探索打造发展中世界所需要的长期融资工具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是全方位国际金融合作的新举措，而不是中国要输出新殖民主义、输出资本或输出霸权。
具体来看，在中国方面总需要出资人和负责人，所以亚投行相关事务由财政部负责。在开发性金融方面，过去亚洲开发银行的对接单位就是财政部，所以财政部有长期和亚洲开发银行打交道的经验。丝路基金作为基金，毫无疑问由中国人民银行来对接是最合适的。我还是要强调，不要把它们看作是中国政府主导的。
丝路基金作为基金，会根据基金的宗旨来决定投资方向、领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多地是多边的、带有长期融资工具的国际金融机构或者投资机构，两者不完全一样。亚投行更多地可以看作是亚洲开发银行的补充，而就丝路基金而言，其投资人肯定有着更大的话语权，有更多的权益要求。亚投行是多边的一个带有国际性、区域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更多地是本着国际通行理念和标准，而不是以投资人的要求来提供长期性的开发性金融工具和金融支持。
我认为二者应该各司其职、分工合作。亚投行有20多个成员国，且各国出资额、话语权不完全相同，应该更多地开展长期性、以发展为主题的、具有开发性质的融资项目。丝路基金可能更多地还是要考虑商业利益。
18岁的孩子要交学费
《瞭望东方周刊》：从“走出去”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外投资还是付出了一些代价，而且从披露的情况，有些项目的付出还比较大。
张燕生：中国在对外投资时遇到的风险很多。作为新进入国家，我们在很多方面都不成熟、不完善、不协调。“十五”期间，我们鼓励“走出去”，鼓励到国外去找资源、发展境外加工贸易；“十一五”规划期间，“走出去”开始强调原产地多元化、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合作；“十二五”规划期间，创建国际品牌、营销网络以及重视当地民生和履行社会责任等，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
“走出去”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更要考虑非经济因素。现在有人认为，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是掠夺式的，损害当地环境和民生。我们不否认“走出去”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更多是为当地人谋福利的好项目。
在一次联合国大会上，一个美国人问我，中国在安哥拉用贷款来掠夺石油，这是不是新殖民主义？我回答，西方人在安哥拉殖民了500多年，给非洲人民带来的是绝望。在安哥拉内战中，美国支持的一派输给了苏联支持的那方，西方就认定安哥拉没有人权和民主，不提供战后重建资金。
这时候是中国拿钱出来为当地修路搭桥，援建学校和医院，把安哥拉从一个严重负债国变成有偿债能力、欣欣向荣的国家，为一个绝望的国家带来了新生的希望。
其实安哥拉的部长也向我提出了3点建议。第一，中国投资项目应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招投标；第二，为本地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第三，保护生态环境。我认为这位部长的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
中国要用行动进行全民教育，造福非洲兄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此我们希望“一带一路”能回到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开放合作、共享发展方面，中国一直做得很好，只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相信我们可以在未来35年做得更好。
可以打个比方，中国就像是一个18岁的孩子，刚开始成年挑大梁，但是与45岁成熟的美国相比显然还嫩得多。所以，我们要求18岁的孩子不犯错就能成长那是不可能的，要允许他交点学费吃一堑长一智。
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交学费呢？就得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