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强调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环境与能源压力。环境方面，我国生态环境正面临着边破坏边建设，且生态环境破坏范围不断扩大的态势。据统计，我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全国天然林不足10%，草原退化面积达62%；全国七大水系中，松花江、辽河、淮河、海河、黄河已有50％—80％的水体降至国家标准的最差级。而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2014年高达9575.5亿元，占同年全国财政收入的6.8%；从2004年至今，环境污染治理年均耗费全国财政收入的7%以上。
能源方面，2015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中国能源消费增速虽然跌至199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中国新增一次能源消费连续第14年全球领先。据2015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发布的信息计算，我国2014年能源消费总量与一次能源总产量的缺口从2000年的0.84亿吨标准煤扩大到2014年的6.39亿吨标准煤，15年时间该缺口扩大了7.6倍，平均近两年扩大一倍。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署发布的研究信息显示，中国在2025年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中国将消耗世界能源供给的19.6%，而美国的比例则是19％。
“迫切性增长”还是“理性增长”
如果把环境看成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和接收器，显然，大自然（环境）对于人类扮演着两个重要角色，一是物质资源（如空气、水等）的提供者，二是人类排放废物的接纳者。能源更是人类各项活动的“万金油”，因此可以把能源看成经济增长的一个投入要素。当经济增长遭遇环境与能源双重约束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基于一个包含技术进步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环境和能源同时作为生产要素引入生产函数，并将环境质量引入到消费者效用函数中。通过对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和边际效用弹性的刻画，将人类社会描述为“迫切性增长”型和“理性增长”型。其中，“迫切性增长”是对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越大的一种理解性表述。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越大，意味着消费者对当期消费的迫切性越强。“理性增长”是对边际效用的弹性越大的一种理解性表述。边际效用的弹性越大，意味着消费者从一致的均衡消费路径上获得的效用越大。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时，边际效用弹性越大，稳态下的技术进步率将会降低，同时社会将会选择减少能源的使用量，从而降低稳态下能源开采的增长率，环境质量恶化的增长率也将会下降。通过理论模型求解发现，当经济增长遭遇环境与能源双重约束时，经济增长是否能够突破这种双重约束实现持续发展，取决于人类社会是选择“迫切性增长”的发展模式还是“理性增长”的发展模式，而突破约束的有效手段是不断追加人力资本投入，具体如下。
第一，对于一个“迫切性增长”的人类社会而言，技术进步的持续增长与稳态下增长率的提高，是满足“迫切性增长”的前提。但当经济增长遭遇能源与环境双重约束时，最终的增长将不可持续，因为“迫切性增长”的人类，会使得最终能源开采率持续增长、环境质量恶化率持续增长，进而人类将把自己带向能源和环境承受力的自然临界点，“突然的毁灭将不可避免”。
第二，对于一个“理性增长”的人类社会而言，稳态下的经济增长率降低的同时能够保持消费者的效用不下降，这样即使经济增长遭遇到能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由于在追求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最终的技术进步率将逐渐变慢，同时资源开采率和环境质量恶化率都将逐渐变慢，因此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将有望实现。
第三，经济增长要突破能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理论上最有效的手段是通过追加人力资本投入来实现。因为追加人力资本的投入量，不但可以提高长期的技术进步增长率进而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而且同时也使得长期资源的开采增长率和环境质量恶化的增长率得到抑制。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促进技术进步是关键
选择人均GDP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环境质量的衡量指标，能源消费量作为能源消耗的衡量指标，利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于中国经济与能源及环境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同时，选择GDP、劳动力投入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能源消费总额、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工业废气排放量的总值，构建包含环境与能源约束的生产函数模型，并结合其他预测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施加能源与环境双重约束的情况进行预测分析。结果表明：对能源与环境施加严格约束时，短期内经济增长率有所降低，但降幅不大；而对能源与环境不施加严格管制时，短期实现了经济的高增长，但长期来看这种增长可能性将越来越小，甚至走向停滞。
第一，环境的恶化和能源消费的增加会使人均收入增加，这与我国之前“高消耗、高污染、高增长”的发展模式相符，但长期来看，这种增长可能性将越来越小。如果对能源和环境同时施加约束，这种模式的经济增长最终将难以持续而走向停滞，甚至崩溃。
第二，当同时考虑能源与污染对经济变动的影响时，污染排放的减少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污染排放的减少同时也意味着能源消费的减少，而能源消费的减少则会使经济增长率降低，所以同时考虑环境与能源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二者此消彼长的作用使得最终二者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有限。这一结论与布罗克（Brock）和泰勒（Taylor）的观点相同。布罗克和泰勒认为，在经济发展中能够降低能源的使用，无疑将对改善环境质量有重要意义，但能源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种投入，对它的使用进行限制，反过来必然降低整个产出水平。也就是说，通过控制能源的使用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改善环境质量肯定是有效的，但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也是显然的。对能源、环境与增长的上述认识是许多国家难以达成《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拒绝签订协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我国现阶段污染排放物的产出弹性的绝对值大于能源的产出弹性，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两个因素。在不考虑污染的存量效应的前提下，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环境问题要比能源问题更为重要。预测结果表明，在对能源与环境不施加严格管制的前提下，未来五年我国GDP平均增长率能够到达6％以上；而在对能源与环境施加严格约束（即对能源消费总量未来5年的平均增长率控制在2%以内，对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未来5年的平均增长率控制在2%以内）的前提下，未来五年我国GDP平均增长率能够到达4％以上。
显然，环境与能源双重约束挑战经济增长时，经济增长有三个结果：放缓、停滞与崩溃。到底会出现哪种结果，理论上取决于人类社会对“迫切性增长”和“理性增长”两种发展模式的选择，而这又涉及每个社会个体的素质和理念。基于此，得出三点启示：一是加快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方法。二是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三是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