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大数据方法的研究结果显示：自2014年以来，“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总体水平从“潜力型”提升至“良好型”，而“薄弱型”国家减少了三分之一。
课题组组长、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主任、瞭望智库研究员王继民教授表示，利用大数据方法形成的评估结果，揭示了“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未来建设的重大挑战——在整体成效提升明显的同时，发展不均衡问题进一步凸显，包括：中国与各区域互联互通程度差异显著，各区域内差异明显以及不同区域、国家的互联互通各方面发展差别较大等。
该报告底层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等部委和国内外权威研究的公开报告或年鉴，也引入了互联网大数据，综合专家打分，形成了以客观数据为主、结合主观评估的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
从“潜力”转向“良好”
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对这一倡议的支持，中国已与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50余份“一带一路”相关合作协议，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
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血脉经络。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内涵之一就是打造现代版的互联互通：通过实现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将欧亚大陆两端，即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和活跃的东亚经济圈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带动欧亚大陆广大腹地区域的发展，进而辐射到亚洲、欧洲、非洲，促进形成统一的欧亚大市场，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总体架构，从根本上提升世界贸易体系的自由活力。
血脉相通，经络贯通，可以具体分解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
而自“一带一路”建设启动以来，对于“五通”的整体情况急需全面、客观、科学的评估，这不仅指对现状的认识，也包括若干年来的比较性分析。在此背景下，瞭望智库与北京大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指数课题组合作，通过大数据方法形成了聚焦互联互通的评价报告。
该报告采集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因数据缺失而未计入巴勒斯坦）的76个互联互通数据，其5个一级指标为“五通”，另有15个二级指标和45个三级指标。
课题组副组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介绍说，以政策沟通为例，二级指标包括政治互信、合作机制、政治环境3个，三级指标则包括高层交流频繁度、伙伴关系、双边重要文件数等9个。
根据测算结果，课题组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发展现状分为“顺畅型”（70分及以上）、“良好型”（50分-70分）、“潜力型”（30分-50分）、“薄弱型”（30分以下）四个等级。
总体而言，“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水平总体从2015年初的“潜力型”提升至“良好型”，成效显著。
具体来看，63个国家中“顺畅型”5个，占比7.9%，数量与2015年初持平且名单未发生变化；“良好型”34个，占比54.0%，数量几乎是2015年初（18个）的两倍；“潜力型”21个，占比33.3%，较2015年初（31个）大幅减少；“薄弱型”3个，占比4.8%，仅为2015年初（9个）的三分之一。
而从“五通”评价体系的一级指标来看，平均分分别为10.9、10.4、9.8、10.3、10.7，其中“政策沟通”效果评价最好—— 2013年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带头推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政府层面的合作牵引力强大，政策沟通的各项关键指标都得到了提升。
“贸易畅通”分值相对较低，可见贸易保护主义和市场壁垒仍是重大挑战。而同时，隶属于“民心相通”的双边旅游活动等统计项，都有显著上升。
11国“全面畅通”
就具体国别看，俄罗斯一直位于“五通”评价排名首位，政策沟通、设施联通、民心相通均居第一。中俄之间的贸易畅通评分排在第六名。
在总排名中，新加坡、马来西亚、阿联酋、哈萨克斯坦位居第二至第四。相比2015年初的数据，新加坡取代马来西亚上升至第二位。
以上国家在“五通”中的某一项均有较为突出的表现，例如新加坡在贸易畅通和资金畅通中名列第一。不过，这两项指标并非来自两国之间的贸易量或资金量。
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贸易畅通是指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等等；资金融通，是指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等等。
两年来，名次上升幅度较大的国家是塔吉克斯坦（8名）、阿曼（7名）、波兰（7名）、斯洛伐克（6名）；名次下降最大的是土库曼斯坦（8名）、巴林（6名）、伊朗（6名）、乌克兰（5名）。
王继民表示，在测算的63个国家中，阿联酋、波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蒙古、泰国、新加坡、以色列、印度尼西亚、越南等11个国家的五个一级指标得分均较高，五大领域较为均衡，较2015年初“五通”较为均衡的国家数量（4个）有大幅提升。
阿曼、菲律宾、格鲁吉亚、捷克共和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印度等9个国家，在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方面较为突出。
埃及、巴基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老挝、孟加拉国、塞尔维亚、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匈牙利、伊朗等13个国家，在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方面得分较高。
以上22个国家都在特定领域发展较好，为进一步加强互联互通奠定了良好基础。
阿塞拜疆、爱沙尼亚、巴林、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斯洛伐克、亚美尼亚等9个国家的“五通”一级指标，得分均处于中等水平，无明显短板，后续潜力巨大。
阿尔巴尼亚、黑山、克罗地亚、黎巴嫩、立陶宛、缅甸、摩尔多瓦、尼泊尔、斯洛文尼亚、土库曼斯坦、文莱、乌克兰、约旦等13个国家，虽然多数一级指标得分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存在明显弱项，其短板或影响后续发展。
阿富汗、波黑、不丹、东帝汶、马尔代夫、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等8个国家，则需要全面加强“五通”。而此类国家的数量较2015年初减少了4个。
未来应着力均衡发展
对比2015年初数据，当时“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首要挑战是畅通水平整体较低，“联而不通”、“通而不畅”、“通而不融”等现象普遍存在。
而从2017年初的数据看，互联互通整体水平有所提高，而不同层面、性质的不均衡问题则凸显出来。
众所周知，“一带一路”跨度空前，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政治结构、经济模式、社会管理体制各不相同，造成了与互联互通水平的巨大差异。即使在同一区域内部，或是同一国家的“五通”诸方面，评价结果也有显著差距。
王继民说，中国与各区域互联互通程度存在差异，周边区域得分较高，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得分最高，达59.12，其次为中亚与蒙古（56.10）、俄罗斯及周边地区（54.27）。中东欧与西亚北非的得分较为接近，分别为50.81和50.78，南亚地区得分为44.97。
从各区域内看，其均衡性也有待提高。俄罗斯及周边地区、西亚与北非、南亚地区的内部离散程度较高。例如，俄罗斯及周边地区中，俄罗斯得分“一家独大”；西亚及北非地区测量对象众多，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较大。
同时，中东欧地域虽然测量对象最多，但其内部离散程度却较低，区域内各国与我国的互联互通程度差异较小。
评估也显示，不同区域“五通”发展各具特色：东南亚地区政策沟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三项得分均大于12，其中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得分在六个区域中排第一，总体优势明显；中亚与蒙古地区政策沟通得分优异，在六个区域中排名第一，而资金融通、贸易畅通以及民心相通三项只排在第三；俄罗斯及周边国家在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方面表现优秀；中东欧地区各项得分较为均衡，除设施联通排名靠前外，其余均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西亚北非和南亚地区虽整体得分相对较低，但具有一定地缘特色，其中西亚北非地区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优势明显。
而从评估结果看，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一级指标的方差（该数据分布范围的大小）分别为6.6、6.3、6.8、11.1、8.5，差异明显。而政策沟通、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各国得分的方差在6.5上下，远小于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得分的方差，说明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国别差异较高。
王继民认为，随着“一带一路”进入新阶段，需要有效弥补跨国合作短板，有针对性地解决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问题。如加强与巴基斯坦、老挝等的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提升与卡塔尔、捷克共和国等的民心相通。
下一阶段，在继续提升其他几型国家互联互通水平的同时，应集中针对“潜力型”国家的弱项，投入资源、补齐短板，从而使“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整体水平快速提升。
对比2015年初和2017年初的数据，互联互通建设面临的挑战已经明显变化。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落实，相关变化还会继续。因此，课题组认为，应借助大数据研究方法，建立针对“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情况的动态评价机制，做出全面、科学、客观的评估，为政府、企业、研究机构提供更为翔实的数据支撑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