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构想，指出了中国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之路。中国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人均自然资源匮乏、外贸增长率下滑、对外投资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一带一路”倡议在合作共赢、创造和谐世界等方面形成与霸权主义不同的国际经济新规则新秩序，也有利于突破特里芬难题中资本输出国的悖论循环，使中国借助多边投资机制，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有效提高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闯出一条新的适合中国扩展对外经济活动的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诠释解读，笔者从“全球经济资源配置之道”角度谈点粗浅之见。
全球经济资源配置之西方模式
“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对一国或地区而言，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具有的在全球配置各种经济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强弱，既反映着一国或地区对全球经济走势和发展的影响力，也反映着一国或地区利用全球资源来优化本国或本地区资源配置的能力，保障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难看出，提高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是开放型经济国家（尤其是大国）在发展中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经济全球化虽然是一个现代范畴，但受自然资源禀赋有限性（甚至稀缺）的约束，以占有并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然资源为目的的活动早已展开。远的不说，至少从15世纪左右开始，拓疆掠地就成为欧洲各主要列强的一个主要战略。
600多年来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展示了，全球经济资源配置中的西方模式有着如下特点：
第一，以军事暴力手段为重要机制。资源配置本属经济范畴之事，应当通过发挥经济机制的力量予以解决，但在历史上，为了扩展可控制的资源数量，在向海外推进中，欧美列强屡屡动用军事暴力机制，通过船坚炮利强制性地打开他国或地区之门，掠夺被侵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资源，因此，600多年历程中大部分“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的发展“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但是以军事暴力机制为支撑的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状况难以持久，并非最佳选择。这也是引致二战后70年间西方国家不断调整全球经济资源配置机制的一个基本原因。
第二，以国际市场价格差异为重要机制。二战后，在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独立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转而选择了通过控制或垄断国际市场的机制来扩展它们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即以低廉价格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获取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同时，以高昂价格向这些国家或地区输出工业品或高端产品，由此，获得巨量超额利润，盘剥发展中国家。与军事暴力机制相比，这种价格方式较容易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运作成本较低且收益颇丰。仅仅依靠国际贸易机制，虽然可能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供求和经济走势，但它不容易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控制格局，因此，这一机制虽然为西方跨国公司等国际机构广泛采用，但西方国家政府的举措常常超出这一范畴。
第三，以资本输出为重要机制。近70年，借助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经济发展中资本严重短缺的现实，西方国家大大加速了资本输出的步伐。与贸易方式相比，运用资本输出方式，在客观上，既有利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高被投资国家或地区的就业水平（从而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又有利于绕开贸易壁垒的限制、扩展在被投资国或地区的市场份额，还有利于贯彻投资国影响或控制被投资国家或地区相关经济运作的意愿。在通过股权、专利和合作等方式控制了被投资国家的重要工业和科技产业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可以利用这些机制，使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社会发展乃至政治倾向受到它们意图的影响和控制。在这些投资过程中，西方国家不仅通过与国际贸易上的优势相结合，获得了在其本国难以得到的高额利润，而且通过附加一系列非经济要求作为投资的先决条件，获得了仅以国际贸易方式所得不到的政治、文化、外交和社会方面的特殊权利和地位。
第四，以金融市场运作为重要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金融市场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快速提高，汇价、利率、股价和大宗商品价格等成为决定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机制，由此，通过金融市场投资运作进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并由此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为西方国家国际经济战略的一个主要选择。在国际金融市场投资运作中，西方国家既可以通过影响国际汇价走势来影响他国或地区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对外政策等，也可以通过影响各种金融产品的国际价格来影响他国或地区金融市场走势和金融政策选择，还可以通过国际的公司并购、资产重组等路径展开股权投资和债权输出。
全球经济资源配置之中国面临的挑战
2010年，中国的名义GDP达到58786亿美元，超过了日本的54742亿美元，进入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第二位；2014年，中国的名义GDP总量达到636463亿元，按当期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折算，越过10万亿美元大关。但要保障经济增长率在中高位区间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还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第一，人均自然资源匮乏。
第二，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2015年前7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22244.47亿美元，同比增长率为-7.2%。这既反映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所引致的全球经济疲软从而各国和地区需求增长乏力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反映了全球贸易和服务竞争加剧从而国际贸易条件趋于恶化，给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的新挑战。
第三，国际投资严重不足。1995-2014的20年间，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快速增加。但近年外汇储备资产的增加额在减少，而且资产增长率大致从在2位数区间运行降到2014年的0.56%，它标志着中国将告别外汇储备资产快速增长的历史。
外汇储备资产的增加，在外汇来源角度看，既是货物贸易顺差增加和引进外资增加的结果，又是中国境内企业在海外发行股票、债券和其他金融产品的结果，它反映了中国货物贸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国内投资环境改善和中国企业股权国际化程度提高等。但从外汇资产的使用角度看，则反映了中国的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并没有随着外汇资产流入的增加而相应地提高。
一个需要特别引起关注的现象是，2004-2013的10年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处于快速增加进程中，数额从2764亿美元增加到了19960亿美元，增长了6.22倍；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额仅从527亿美元增加到了6605亿美元，远小于国际投资净头寸的增加量。海外直接投资是一国或地区在全球配置经济资源能力高低的一个主要指标，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缓慢，与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发挥国际作用的地位是很不对称的。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资产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交付给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增强了它们的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与此对比，中国只获得了一个名义上的“外汇储备资产”数额，缺乏最基本的经济实惠。
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5年过去了。就名义GDP而言，2014年日本不足5万亿美元，仅为中国的一半不到。但就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而言，中国与日本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到2015年3月，日本的海外各项投资已达7487880亿日元，如果按照120日元兑1美元计算，则日本的海外投资数额达到62399亿美元，远大于中国对外投资数额。另一方面，日本的对外投资有着快速增长的势头。2003年日本的海外投资数额仅为3129300亿日元，但到2015年3月就新增了4358580亿日元，增长了近1.4倍。在这些类型的海外投资中，增长最快的是“直接投资”。这反映了在这段时间内，日本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与在全球其他地区的直接投资相比，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更多集中于亚洲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借助于投资项目多、数额大和投资历史长等优势，日本成为中国在亚洲展开海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强大竞争对手。
中国虽然是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债权国，但海外投资数额与美国、日本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如果这种状况在发展中难以充分调整，则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将受到严重挑战。
第四，破解特里芬难题缺乏有效机制。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1960年在《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提出，在美元成为国际主要结算与储备货币的条件下，美国经济将处于两难选择之中，即美元要作为主要的国际货币流出美国，美国就必然出现长期贸易逆差，但长期贸易逆差必然引致美元贬值，而长期贬值的货币是不适宜作为国际货币的。换句话说，国际货币的币值稳定在客观上要求国际货币发行国处于长期贸易顺差，但长期贸易顺差则意味着该国货币难以流入国际市场，不可能成为主要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这两个内在机理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形成了悖论。在贸易项破解不了特里芬难题的背景下，一些人试图通过资本项来破解这一难题。
在已有的国际收支表范围内和已有的国际经济活动范畴内，要破解特里芬难题是几乎不可能的。那么，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特里芬难题挑战有没有破解之道？“一带一路”倡议在破解这些难题方面有着超出已有理论和实践的积极效应。
全球经济资源配置之中国新突破
在现代社会中，经济越发展、居民生活水平越提高，对基础设施状况的要求也就越高。但是，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有着投资大、工期长和经济收益低等特点，在财政资金吃紧的条件下，要持续性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件困难之举，因此，亚洲乃至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既苦于基础设施落后、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又苦于缺乏足够的建设资金来推进基础设施完善，还苦于由此引致的经济社会生活（甚至政局）不稳定。在此条件下，它们有着改善基础设施状况、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满足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这些内在要求，因此，容易得到它们的积极响应和有效支持。
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相比，“一带一路”所展开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着三方面特点：第一，“一带一路”在相关国家和地区范围内展开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由于投资建设地区常常不能提供建设所需的全部建材、设备和工程建设团队，为了保障工期推进和工程质量，需要从海外进口和引入建设条件，由此，使得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了带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效能。第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不动产投资的功能。与生产性投资建设工业企业相比，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一方面根据工程特性需要各种复杂的建材、技术、设备和其他物资，另一方面，建设完毕后并不直接形成工业品的生产能力、提高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竣工后，提高的是公共服务能力，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提高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能力。第三，基础设施建设既具有经济建设的性质又具有民生工程建设的性质，它在提高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提高了它们的社会福祉水平，增强了它们的医疗卫生、教育事业和文化发展的能力，因此，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国际经济中一般的货物贸易。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将突破传统的国际贸易框架和生产性投资机制，既有利于推进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展，改善中国的对外贸易条件，提高中国通过外贸机制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贡献率，也有利于形成投资与贸易相连的国际经济发展新机制，还有利于提高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福祉。
与前些年中国企业单兵出海相比，“一带一路”所展开的“走出去”战略有着三方面特点：第一，“一带一路”以众多企业抱团出海为架构，又借助多边机制，能够在这些方面形成效率较高、成本较低的群体效应。第二，“一带一路”在抱团出海的背景下，可以形成抱团取暖效应，不仅有利于相互形成外部经济以促进内部经济效率提高，而且在互联互通机制的推进下，有利于相互协调相互推进市场开拓。第三，“一带一路”通过多边机制，使被投资国自身纳入了投资者范畴之内，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同时，随着“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向沿线各国和地区的延伸，这种利益共同体也将扩展到他国和地区，形成长久的合作共赢前景。
与传统资本输出中的金融运作相比，“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的金融支持有着三方面特点：第一，在以往的资本输出中，实体企业的资本“走出去”主要运用自有资金和位于本国的金融机构借贷等金融服务，有着投资规模较小、金融机制较少和金融服务不充分等缺陷。与此不同，“一带一路”借助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制，能够同时为众多“走出去”的实体企业提供具有国际水准的综合金融服务，从而，使得实体企业得到的金融支持更加及时充分。第二，在以往的资本输出中，“走出去”的实体企业可以争取被投资国的金融服务，但这种金融服务大多是“一对一”的“点式”格局，各家实体企业之间互不相连，很难形成金融服务的群体效应。与此相比，“一带一路”的金融服务面对抱团出海的众多实体企业，不仅可以形成“线式”格局，而且可以形成“面式”格局，使各家实体企业连成一片；不仅服务于中资企业，而且可以服务于外商企业，由此，容易形成片状立体的综合金融服务格局，有效支持各家相关企业的总体金融服务态势。第三，在以往的资本输出中实体企业所能得到的金融服务局限于金融机构已有的产品、机制和项目等，很难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要求金融机构提供带个性化的创新服务。与此不同，“一带一路”的金融机制是一个创新过程，根据实体企业的发展要求，创新金融产品、金融机制和金融项目是其中应有的内容，由此，在服务于众多实体企业过程中金融服务创新也将持续展开，使得实体企业的各种特殊要求能够得到尽可能地满足（这同时也是创新国际金融市场机制的过程）。
上述各项特点，决定了“一带一路”倡议既有利于打破中国进入国际贸易、国际服务和国际投资等市场的壁垒，在合作共赢、创造和谐世界等方面形成与霸权主义不同的国际经济新规则新秩序，也有利于突破特里芬难题中资本输出国的悖论循环，使中国借助多边投资机制，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有效提高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闯出一条新的适合中国扩展对外经济活动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