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当选并撤销“清洁电力计划”，全球碳减排领域处于普遍悲观的情况之下，各国尤其是欧盟期待中国在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中起到带头作用，所以气候领域的领导力正由西方逐步转向东方的吹捧性言论顿时四起。中国经济面临着减速的“新常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某些国家不想承担责任，于是把中国捧到了台前。是否应该接招去当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领导者，需要我们辩证地去看。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目标和政策行动不会改变。首先，中国的大气污染状况使我们必须进行能源转型，就目前的能源结构而言，空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的产生有较大的同源性，煤炭控制还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手段，既可以降低空气污染，又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提升空气质量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健康，即使没有《巴黎协定》，迫于生态压力我们也会这么做。其次，我国可再生能源行业飞速发展，光伏、风电、水电装机均居世界第一，已经成为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光伏和风电的成本近年来迅速下降，有望在2020年实现平价上网。由于技术的进步和规模效应的凸显，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越来越强，随着配售电改革的推进，人们会更愿意选择绿色电力，由此带来碳减排效益毋容置疑。再者，光伏行业已经成为中国领跑全球的行业，15年间，风光发电累计拉动总GDP增长约14.3万亿元，累计拉动投资约5.4万亿元。
未来储能、新能源汽车、智能微网和氢能等低碳产业可能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可再生能源发电对就业有拉动效益，绿色和平与中国风能协会发布的《中国风电光伏发电的协同效益》报告预测，到2030年风光发电带动的直接就业人数接近240万人，间接就业人数接近530万人，带动的总体就业人数接近770万人，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行业在未来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就业压力。
我们不需要承担不属于我们的义务。气候变化治理的全球领导力是需要中国花钱的，而中国在过去几年以及未来面临经济放缓的压力，不能过于追求所谓的国际声望，而是量力而行。发达国家的人民呼吸着优质的空气，享受着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还不用承担商品在原产国排放的二氧化碳;中国人民还得呼吸着糟糕的空气，为其他国家在中国的隐含碳转移埋单，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中国要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领跑全球，优先发展绿色实体经济打造实实在在的领导力。
我国应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谈判，以期找到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实现公平的碳排放责任分担。我国空气污染的监管和治理应优先于碳减排，希望人们用上绿色电力却戴着雾霾口罩的情景不会出现。罩的情景不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