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速度变缓、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民生改善特征显现：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向中高速换挡，经济结构从失衡转向再平衡，增长动力由投资拉动转向创新驱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改革任务，为节能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节能降耗工作中政府作用不可或缺
我国的节能减排取得明显成效，包括能源效率提高，技术支撑有力，全社会节约观念增强，体制机制逐步完善等。新常态下，对节能减排工作中的政府作用应有一个全新认识。
节能工作离不开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诚然，节能可以发挥市场作用，因为节能可以节约资金，如节约一度电可以节约几毛钱;对于企业而言，节约是纯利润，而扩大销售收入中含有成本，即会计中的节约1元和增收1元意义不同，节能因而可以纳入成本管理。
但节能不能完全交由市场，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经济结构调整难以长期利于节能。近年来，我国超额完成能源强度下降指标，主要由于第三次产业比重增加引致;但结构性节能收到这么大的成效难以持久。其二，节能是市场部分“失灵”领域。如造房子的人想在建房过程中省钱，而住房的人想在使用房子过程中节能，行为主体变化必然导致节能的“市场失效”。其三，中小企业的节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中小企业尽管不是高能耗行业，但节能空间不可忽视。中小企业希望获得节能减排知识和技能，希望不用花较多的投入就收到节能减排的预期效果，也希望员工能在自己的工作中自觉运用节能减排知识和技术，所有这些，需要政府发挥节能知识宣传、技术推广和政策引导作用。
资源环境的新态势要求我们不能放松节能减排工作力度。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约束趋紧，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严重，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退化，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必须面对的国情，这也决定了较长时间内节能仍是我国的一项重要任务。供需缺口持续威胁能源安全;能源利用效率低影响国际竞争力，受以煤为主的一次能源结构决定，粗放的利用方式不仅污染环境，还会影响生态系统安全和居民健康。
推进节能减排，既是以资源能源环境约束形成倒逼机制，促进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也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提质增效的有力抓手;还为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带来广阔空间。
促进节能减排，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把资源环境压力转化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动力，进而促进节能技术产业化，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节能可以产生直接效益。
积极应对新常态下的节能挑战
进入新常态后，我国能源、资源消耗增速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新的产业、业态和增长点不断涌现，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势头良好，节能减排工作面临难得的机遇，但也面临不可忽视的挑战。
产业结构变化趋势有利于降低单位GDP能耗，但难以长久。
产业结构朝着有利于节能减排的方向变动。单位GDP能耗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是：结构重型化，单位GDP能耗增高，反之则降低。换言之，结构轻型化，能源弹性系数小于1，表现为结构节能，改革开放后我国由生产资料生产转向生活资料生产就是如此;产业结构重型化，能源弹性系数大于1，新世纪以来我国重化工业快速发展拉动经济的情形就是如此。
虽然重工业的发展饱受争议，但却由消费结构升级所拉动，因为居民消费的重点已由衣、食转向了住、行，建房、造车都需要消耗钢材;重化工业发展也是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需。从总体上看，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如果没有工业基础，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只是一厢情愿，会出现有供应无需求的情况。同理，结构优化引致的单位GDP能耗下降是阶段性特征，难以收到长久的结构节能效果。
节能降耗的潜力下降，成本会增加。
近年来，经过大强度的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升级，节能潜力得到较好释放，“十三五”再靠大规模新增节能项目和淘汰落后产能的空间较小，节能潜力会下降。另一方面，节能成本会上升。
技术进步转化为节能降耗绩效需要一个过程。
节能降耗一直是国家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的重点。国家在企业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和“双高一优”技改专项、国债技改专项中，曾把节能降耗、污染防治作为重点支持领域。历史地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节能成绩是在粗放经营、浪费较大的基础上取得的，技术进步对节能的贡献有限。市场竞争推进企业技术进步，面对国际竞争压力也需要企业有自主技术和知识产权。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一些高耗能行业拥有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一些产品能耗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缩小。另一方面，短期内取得突破并能推广运用的节能降碳技术并不多，需加大研发力度;技术进步转变为企业的节能绩效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节能降耗投入面临资金压力。
随着财政收入增幅下降，节能技改财政奖励、合同能源管理奖励、节能产品惠民工程等一些政策陆续取消，中央财政支持方式发生变化。地方为稳增长、促就业，优先拉动投资需求，节能投入将进一步放缓。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环保治理设施运行及机械化程度提升等，将增加能源消耗刚性需求。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市场预期不确定性增加，投资意愿不强。能源价格非市场化扭曲严重也不利于节能。我国能源价格总体水平未能完全反映能源的商品属性，即稀缺性以及生产、消费过程中的外部性，不仅造成巨大浪费，也阻碍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节能工作的开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采用市场化手段节能降耗遭遇诚信的挑战。
采用市场手段推进节能降耗工作，如能源合同管理(EMC)、自愿协议、综合规划、电力需求管理等。其中，能源服务公司(ESCO)是发达国家推进节能的重要力量。能源服务公司通过投资或融资对客户耗能设备进行改造、维护来提高能源效率，并从项目开展前后用户能源节省下来的费用中获得回报。在企业不能更好地节能(如没有融资资格或不掌握专门技术)的情况下，由专门公司提供专业化服务以提高能源效率，节省下来的费用由服务公司和用户分享，这是互利共赢的好事。然而，我国的能源服务公司
发展并不理想，除公司自身原因(如一把手能力、资金运作和管理经验等)外，还由于企业之间缺乏诚信。因此，建立全社会的诚信体系迫在眉睫。
解决节能问题需要政府的决心、企业的干劲
节能是绿色发展的组成部分，绿色发展离不开节能。节能的治理结构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解决节能问题需要政府的决心、企业的干劲，投资强度、研发技术的支持力度、媒体的关注度或媒体态度、以及公众的关注度等因素。民众随手关灯、使用高效节能灯、少开车固然有利于节能减排，但主体依然是企业。企业要严格执行节能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细化和完善管理措施，落实目标任务。短期来看，行政手段见效快，但从长远看，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才是可持续的有效手段。
优化产业结构，新常态下的节能降耗要围绕这一关键任务展开。
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管理提升是节能工作的三大抓手。“十三五”，随着主要高耗能行业的产能过剩，在“去产能”压力下，利用技术改造大幅提高能效的潜力不断减小，结构优化升级成为关键任务。结构优化升级不仅包括三次产业的结构调整，更重要的是产业内部结构优化、产品结构升级、质量改善和附加值提升。所有这些，不仅有利于节能减排工作，也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一致。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能源结构调整优化等方面，部署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的具体任务，是节能减排的最大潜力之所在，也蕴含着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巨大空间。
优化能源结构，重视传统能源的清洁、低碳、高效和可持续利用。在抓余热利用的同时要更多关注大量的“显热”被浪费;要改变能源使用中的“大材小用”和“小材大用”等不合理现象，如一些地方将天然气用于供暖，工业余热、地源热泵等节能低碳技术却没有得到利用，一些地方甚至连高温炼焦热量也被排空;用卡车运煤炭却没有发挥水运的作用。煤炭被广大农村和小型锅炉低效、高污染地应用，高度分散的秸秆等生物质能却组织庞大的物流系统，集中起来用作效率偏低的小规模发电。这些“捡芝麻丢西瓜”的做法，是应当也必须避免的。
推动技术创新，重点领域节能降耗指标要以世界先进水平为标杆。
我国在节能降耗领域的技术、工艺、产能先进与落后并存现象普遍，与建设世界制造强国的要求不相符。因此，应当控制高耗能产业发展，淘汰落后产能和技术工艺，采用新的节能低碳技术，推进工业余热余压利用等节能环保技术，准确能源计量、科学计量单耗，制定并实施能源消耗定额制度，按产品单耗考核用能单位和环节，促进能源的合理利用和节约高效利用。加强节能共性关键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建设节能技术研发平台，组织实施节能技术示范工程，鼓励专业机构提供节能技术服务，提升节能技术整体水平和服务能力。
同时，开展能效领跑者引领行动。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创新，推动节能技术的落地。我国一些能很快取得成效的节能措施，已经得到推广应用，继续推广的效果会下降，这就是所谓的“边际收益递减”。应按《能效领跑者制度实施方案》确定太阳能热水器、电机、家电、变压器等产品的领跑者企业名单，能源管理水平最好的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名单，以及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商场、超市、宾馆、酒店等商贸企业名单，树立节能低碳“标杆”;将能效领跑者指标纳入标准体系，支持用能单位积极参与国家能效领跑者指标和标准制定;鼓励用能单位开展能效对标达标活动。落实国家能效标识相关政策，鼓励终端能效产品生产企业实施能效标识制度。加强节能产品认证，引导公众消费节能低碳产品。
推进系统优化，解决单个企业能效水平高、整个社会效率低的问题。
系统优化，是解决企业效率高、整个社会效率低问题的重要措施。从行业看，我国铁路系统能源利用效率是世界各国最好的，但长期计划和垄断造成的供应“稀缺”，虽然提高了行业能源效率，却付出了物流效率低下和运输成本居高不下的代价。促进产业共生耦合，建设多联产系统，形成产业互联网，我国有了大量实践，应加以总结推广。
政府市场两手发力，形成节能降耗的协同效应。
节能减排具有准公共产品特征，需用好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手段，打好产业、价格、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组合拳。加大财政资金引导和杠杆作用，引导更多资本投向节能环保项目和绿色低碳产业。应当进一步探索税收优惠政策，管好用好专项资金;发展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碳交易等融资渠道和金融产品，拓展融资渠道。我国出台不少节能减排的促进政策，如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资金、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财政奖励资金、高效照明产品推广财政补贴、节能服务业激励、政府采购、建筑节能资金等，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也不可否认，一些政策产生了“逆导向”，如“最低价中标”政策，一些地方片面强调低价而忽视了产品成本，导致产品生产“偷工减料”，使用寿命短，结果是全生命周期中的能源消耗明显增加。
节能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加快完善法规标准、健全管理、监察、服务“三位一体”的工作体系，要在明确政府、企业和公众责任，完善管理方式，建立配套的激励、约束机制上大胆创新。在信息化快速推进的今天，采用技术创新、技术改造和新技术替代旧技术，采用信息技术整合节能技术，降低单位产值和产品能耗;通过节能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促进节能产品的推广应用等，成为重要的节能技术路线。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的宣传教育、建立技术和信息的共享平台、开展教育培训，推广节能减排的已有做法和成熟经验等，十分必要。
完善节能法规体系，形成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
完善节能法规体系，出台与《节约能源法》配套的部门与地方法规、规章和标准。加快制定《石油天然气法》，修订《电力法》、《煤炭法》等法律，增强节能相关立法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建立全面、科学的能源消费动态数据库，改善能源消费核算方法，提高能源消费统计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关注重点用能企业能源消费，建立并逐步推广重点用能企业能源消费在线监测平台。完善能源统计工作体系，培育第三方能源统计、能源监测、能源服务体系，使节能减排走上法制化轨道;从严惩处违反节能法律法规的行为，以免“逆导向”。
做好节能“加减法”，开创新常态下的节能减排新局面。
新常态下的节能减排工作，一方面要减少能源资源消耗、淘汰落后产能，割掉粗放发展的“尾巴”，这是做“减法”;另一方面要推动工艺技术升级，采用合同能源管理、第三方治理等市场机制，并培育形成相关的节能环保产业，这是“加法”。做好“一加一减”，对稳增长、调结构意义重大，可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做好“加减法”，不能采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短期措施，而要增强政策前瞻性、系统性和针对性，为节能减排提供高效、可靠的政策环境。做好“减法”，要采取多种措施节能挖潜，切实降低能源消耗强度，确保完成节能目标任务，打造新常态下节能工作的新优势、新作为、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