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曾被很多人称作“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但最终却，“最后一次机会留给了墨西哥”。无独有偶，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之后，全球范围屡屡遭遇罕见的“寒流”，科学届的“气候门”事件频频曝光，以至于舆论开始怀疑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意义所在。其实，从1827年法国科学家提出“温室效应” 概念至今，这个原本纯属科学领域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特别是最近几十年的演变，已经成为了牵动各国最高决策者神经的全球性重大议题，甚至成为各主要大国新一轮博弈的“主战场”。
一、道德高地
新时期，大国博弈更加强调占领道德高地，理念竞争能力直接影响大国在道义领域的感召力。2009年是名副其实的气候变化年，各主要大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空前重视、政治意愿空前强烈，专题辩论空前激烈。鉴于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议题”，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利益和诉求的不同国家，均在这一“国际舞台”上竞相博弈。
为了占领道德高地，各主要大国纷纷做出承诺。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愿意承担解决气候变化的责任。奥巴马宣布，美国会履行已经做出的承诺，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17%。倘若国会最终通过立法，到2050年时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削减80%以上。奥巴马还称，美国会在2020年前将参加全球筹集1,000亿美元的行动。印度总理辛格说，该国已经依靠本国资源采用并且开始实施一个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行动方案。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巴西愿意为保护和维护地球做出更多的牺牲。
当然，国际社会也不乏激烈的辩论。比如，西方国家对新兴经济体正在施加日益增大的压力，特别是对中国，有求后者在未来温室气体排放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减排领域实施更加透明的政策。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埃德·米利班德甚至在《卫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指责中方“劫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谈判进程。
与此同时，巴西总统卢拉则认为，发达国家的人无需为每日三餐担忧，但是对许多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的人民而言，一天能吃上三顿饭还是一个梦想。卢进而指责发达国家企图回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原则问题。发展中国家还特别强调指出，美国做出上述承诺之际强调，只有在就减排、透明度和资金问题达成更广泛协议的前提下，美国方才履行相关义务，这实际上是空头支票。发展中国家普遍怀疑，上述所谓“透明度”的要求是否存在大国“干预和干涉”。
其实，这样的争执不过是大国之间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长时间跨度内进行“道义战”的集中反映。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各主要大国，包括新兴经济体都获得了表达本国立场的机会，他们的发言基本反映了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巴西、印度等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道义上的争夺。总体来看，从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再到2007年的“巴厘路线图”，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拒绝的理念。依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目前只有发达国家需要承担具体的减排义务。但是，随着温室气体排放量快速增长，要求各国共同参与减排承诺的压力与日俱增。相关呼声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中也日趋强烈，不仅对发达国家，而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均日益形成压力。
综上所述，近一年来，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政策的转变正在对气候变化议程产生重大影响。多年来，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国家而备受批评。与前任布什不同，现任总统奥巴马承认，“对气候所造成的大部分损害是由发达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所造成的，因此，我们仍然有责任起表率作用”。奥巴马同时承认，美国政府此前许多年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反应迟缓，强调美国政府已意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并已这个问题置于其外交议程的首要位置。尽管美国的“实至”与世人的期望差距甚大，但奥巴马的“口惠”的确改善了其前任留下的“不良形象”，从而进一步减轻了美国的战略压力。
综上所述，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转变，显示了奥巴马政府更加强调占领道德高地，体现了美国“软实力”重要组成内容，凸现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最具欺骗性但也最具“杀伤力”的理念竞争能力。国际社会在不同的场合，会无奈地发现，美国把“坏事”都干了，“好处”都占了，但最后它还站在“道德高地”之上。
进而言之，在今天的世界，真正的大国必须拥有某种独特的经验和力量持久地影响着本国所处的时代，必须在物质生产、国际规则、国际秩序和精神建设等各个方面均提炼出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理念，而不仅仅是依靠传统的国际控制和国际霸权。我国已经形成了许多“中国理念”，但是缺乏深入挖掘、提炼、系统化和推广，其结果许多理念被别国领导人搞了“拿来主义”。最新的例证是，我国原创的“无核武器世界”理念，结果反而被奥巴马拿去作为“引领国际潮流”的噱头。
二、低碳经济科技前沿
新时期大国博弈更加强调占领科技前沿，产业升级能力直接影响大国经济竞争力，直接影响相关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具体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大国正纷纷创立具有本国特色的新的产业。从战略层面看，欧美发达国家在节能减排问题上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责任，一个理论解读是：在本轮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发达国家普遍受到重创，新兴经济体的地位与影响力不断提升。因此，发达国家为保住优势和领先地位，希望以此限制新兴大国的发展空间。展望未来，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联合国《促进发展，拯救地球》的报告说，未来世界各国每年需要投入高达10，000亿美元的资金来处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问题。加之各国需要推进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低碳经济，需要开发相应的新技术、新能源和新产品，全球范围行将出现一个庞大得足以超出人们想象的新兴产业和新兴市场。气候变化已经催生低碳经济，而低碳经济势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潮流，进而将引法新一轮国际经济博弈。
目前看，欧洲低碳产业技术较为成熟，并已初步形成了相应的产业链。世界上第一个国际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欧盟排放贸易系统”已于2005年1月启动，覆盖了欧盟现有27个成员国将近l.15万个工业排放实体，占欧盟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45%。欧盟计划在2020年继续扩大排放权交易涵盖的工业部门，并且新增两类气体。其中，德国的环保技术，英国的碳捕获、清洁煤新技术，法国的核能及其他新能源利用等，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也是欧洲经济竞争力新的“王牌”。
奥巴马上台后抓紧实施重振美国经济战略，除了尽快灭火之外，还致力于重建经济基础，打造“岩上之屋”。为此，奥巴马抓住应对气候变化这个历史性契机，全力推动产业升级。其中，新能源产业是美国新一轮产业升级的核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提出的7,870亿美元刺激经济计划中，与开发新能源相关的投资总额超过400亿美元。在未来10年内，美国在可替代能源上计划投入1,500亿美元。继欧洲之后，《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引入名为“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机制。根据这一机制，美国发电、炼油、炼钢等工业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将逐步减少，超额排放需要购买排放权。与此同时，美国将依法对所有来自达到美国标准实行减少排放标准的外国商品征收“碳关税”。概而言之，各主要大国之所以如此热衷低碳经济，其基本考虑在理论上至少有如下三方面：
其一，旨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欧、美发达国家如果没有革命性的新经济模式出现，经济上只能原地踏步，最多保持缓慢增长，等待被新兴经济体追赶。因此，相关国家在多年“厚积”之后，纷纷尝试革命性突破，旨在创造出新的庞大有效需求以及相应的增长空间。上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金融创新”和房地产兴盛，都是制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尝试。今天，低碳经济将再次承担这样的角色。金融危机催生了早在酝酿之中的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新一轮产业革命。
其二，寻求后石油时代能源支撑。原油等大宗资源类商品价格持续高企，使得各主要发达国家急需寻找新的替代能源，以摆脱对外国能源的依赖，维护自身能源安全和总体的国家安全。正如奥巴马所言，“谁掌握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谁将主导21世纪；谁在新能源领域拔得头筹，谁将成为后石油经济时代的佼佼者”。
其三，谋划后金融危机时代发展先机。发达国家竭力推进低碳经济具有更深层的战略考量，那就是掌握世界尖端科技和新兴产业革命的制高点，确保在低碳经济发展和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在这场新兴产业革命中，各大国无不积极谋划，以求占得先机，并打压战略竞争者。因此，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纳入减排范畴，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的重要政策目标，进而将对相关国家实施“追赶战略”形成很大压力。
进一步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使控制碳排放的压力日趋增大。相应地，碳排放权可能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成为一种稀缺战略资源。据英国政府测算，到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400亿欧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因此，发达国家已经围绕这块大蛋糕谋篇布局。
与此同时，随着碳排放压力和国际碳排放交易的逐步扩大，“碳排放”技术及其产品也将成为重要的国际战略资源和资产。发展中国家可能迅速成为发达国家先进环保技术和设备的销售市场。未来，随着银行、期货、基金等金融机构广泛参与国际竞争，将形成“碳交易货币”、“碳金融体系”等一系列我国并不熟悉和了解的“金融创新”，进而将进一步抬升我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门槛。
从外交领域看，“小小的”气候变化问题恰似“撬动地球的支点”，正在引发一场产业革命，而这场产业革命将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进程中面临新的国际挑战：绿色遏制！
依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面临一次全新的和难得的发展机遇，对于若干已经具有一定技术、资金、市场积累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尤其如此。总体上说，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与产业革命失之交臂，今天则第一次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相关国家可望在特定的时刻和特定的条件下，超越发达国家的某一发展阶段，实现跳跃式发展。
有鉴于上述，进一步增强应对气候变化意识，推动以低碳经济为基本特征的产业升级，这是“后发优势”之“优势”所在，是中国实现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践行科学发展的主动选择，而不是外部强加的发展理念。进一步看，推动以低碳经济为基本特征的产业升级，也是打破西方国家“绿色遏制”的最根本出路。中国需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绿色遏制”，但绝不应反对“绿色”。恰恰相反，中国要以更高的紧迫性和主动性去拥抱绿色经济时代，实现 “绿色崛起”。
三、气候变化多边舞台
新时期大国博弈更加强调占领多边舞台的能力、议程设置的能力。2009年下半年，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充斥着国际社会的日程。9月22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联合国192个会员国均派代表出席，其中包括9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紧随其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新一轮会议于9月底至10月上旬在曼谷举行。在11月巴塞罗纳谈判之后，饱受争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于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为《京都议定书》2012年到期后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磋商新的协议，虽然这一任务最终并未完成。
上述的“气候变化”日程并未包括此前众多国际多边组织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持续关注。目前，全球有大约60个国际组织涉及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法国总统萨科齐以及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纳等在不同场合，建议成立一个单一的“世界环境组织”，以期有效管理和处理全球气候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成为一项国际议程后，使得国际政治面貌发生了令人瞠目的变化。
综上所述，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解决。立足多边舞台、提出核心理念、主动设置议程，特别是符合本国发展利益的议程。实际上，通过多边舞台将本国议程变成他国接受的“国际议程”或“全球议程”，已经成为大国引领国际政治发展、掌控国际政治事务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第二天，一份由英国、美国、丹麦拟写的提案浮出水面。之后，主席国丹麦“违规”操作，私自抛出一份“丹麦文本”强行推动大会讨论，酿成“私拟草案风波”。
其实，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欧洲国家早已经是最重要的“推手”。英、德等国是《京都议定书》等重要国际文件的主要起草者、推动者和履行者。“低碳经济”这一概念也是由英国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中率先提出的。2006年，英国财政部公布了一份由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撰写的报告称，为控制气候变化产生最坏影响的风险，全世界需要在未来的50年内每年拿出相当于全世界GDP1%的资金用于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在理论上，低碳经济概念使全球气候控制的理念与经济模式的转换之间建立起联系，使拯救地球的道德呼唤与实质性的国际行动建立起联系。这一演变过程，堪称议程设置的经典案例。
在2009年由世界气象组织等主办的第三届世界气候大会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议程：“全球气候服务框架”，旨在改进各种气象服务，帮助各国决策者获得准确、及时的气象信息以及气象预测情况，提高社会对气候异常和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上述议程设置及其持续推动，在今后相当长时期里，将各国气象服务部门和各国气象用户以一种新型的方式捆绑在一起，以多边合作的方式，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注入了新的内涵。
探讨多边舞台和议程设置问题对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一定程度上，中国长期以来是在对一个接一个的“国际议程”做出被动式的“回应”，如人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汇率问题等等。这样的回应当然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然而今天，是进一步超越“回应心态”的时候了：在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中国不妨主动地提出有利于自身的方案，包括具体的要求和抽象的游戏规则，通过多边舞台使之成为“国际议程”。
四、气候变化舆论阵地
新时期大国博弈更加强调占领舆论阵地，公共外交能力直接影响大国形象亲和力，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致力于传播本国声音。公共外交被认为对美国赢得冷战“功不可没”。“9?11”之后，公共外交在美国学界和政界再度受到追捧。重视公共外交已成为奥巴马政府“巧实力”外交的鲜明特色，在国际场合刻意打造温和、谦逊和注意倾听他国意见的形象。概言之，加强公共外交堪称世界性潮流，甚至联合国以及其他重要国际组织为赢得公众支持以推动其重要议程，也不忘竭力开展公共外交。为配合2009年9月22日的气候变化峰会，联合国于9月21日至25日举办“全球气候周”活动。世界贸易组织2009年9月也在其日内瓦总部举办了自成立以来的首个“公开日”活动。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演变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日益迎来世界或关注、或审视、或疑惑、或挑剔的目光。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地球上凸显出中国版图，或者再插上一面中国国旗，旁边列表注明这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勿庸置疑，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国际主流社会对中国抱有误解、心存疑虑也是不争的事实。除非是过分的要求，我们都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看得见的方式，去做面对面的国际思想政治工作”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用契合普世价值、他国受众熟悉的话语方式，阐释中国立场，应该给予外部世界令人信服的答案。做到这一点，世界对中国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大。这正是新时期中国公共外交的职责和使命。历史地看，由接触，到参与，到影响国际事务，这是我国融入国际体系，积极影响国际舆论的基本路径。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借助国际多边平台，在全球性问题上传播我们自己或接近我们的声音。
拉扎斯菲尔德曾经提出“意见领袖”概念，认为在专业性领域，专家作为“意见领袖”的作用更为突现。欧洲在环境气候领域研究早，投入大，水平高。“温室效应”、“温室气体”及“低碳经济”等概念均来自欧洲科学家。正是依托这些“意见领袖”的研究成果，欧美国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才显得“底气十足”。不仅在全球气候控制领域，而且在碳排放交易市场领域取得了“话语权”。因此，在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我国也应积极开展公共外交，进一步传播中国声音，把新时期中国外交引入更广阔的领域和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