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夏季，在人类聚居的地球上，极端气候现象频频发生，北半球酷热难耐，南半球却是寒流肆虐。据最新消息显示，日本的高温天气已造成66人中暑死亡，而在南美洲的秘鲁却出现多年来罕见的零下22℃低温。原因何在？为此，我们邀请专家解析。
嘉宾：
清华大学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副所长 刘德顺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 邹 骥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匡耀求
问：高温、暴雨、洪涝接二连三，“达到历史极值”不断出现，今年入夏以来，世界各国频频出现极端气候，原因何在？
刘德顺：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原理和模拟模式指出,全球变暖引起全球气候变化，除了极地冰雪融化，海平面上升等后果外，还包括频繁出现极端气候事件。当然气候变化不像工业过程那样可以严格控制，整齐划一，极端气候事件出现的时间和地区还受当地局部因素的影响，偶然性包含于必然性之中。
邹骥：全球范围的历史观测数据表明：至少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洪涝、干旱、台风等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一个基本的解释是：由于人类经济活动大量消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矿物燃料，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发生温室效应，从而导致地球表面平均温度上升，大气中能量场分布变化，降水时空分布发生紊乱，进而出现旱、涝等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的现象；大气能量分布的变化还导致了飓风、台风频发，冰川融化，与上述基于降水变化的极端气候事件交互作用，提高了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并加剧了其影响。
匡耀求：高温、暴雨、洪涝等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出现，无疑是气候异常的表现。就今年的情况而言，由于并未出现异常强烈的太阳黑子活动，因此气温异常的原因应该是由于温室效应增强的结果。同时在今年5月底太平洋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影响全球气候的事件，即拉尼娜，由于它对西北太平洋大气环流的影响，导致了部分地区的强降雨。
问：俄罗斯气象专家近日称，受持续高温影响，北极冰川面积可能将缩减至历史新低。也有资料显示，近50年来全球气温上升速度比过去100年快了一倍多。以此推测，未来的全球气候是否会更加极端化？甚至达到人们难以承受的地步？”
邹骥：全球气候的变化趋势不是简单线性外推的，变化可能是非常复杂的。这里要用一种风险的观点看问题。应当说气候变暖的趋势是存在的，其在水资源、海岸带管理、生态系统稳定、气候敏感产业等领域的负面影响和损害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管理风险，就要持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态度，在权衡损害风险和抵御风险成本的基础上，尽早采取行动。
刘德顺：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专家发表的《哥本哈根诊断》紧急呼吁：要把气候变暖限制在相对于工业化之前的2℃之内。尽管有争论，但科学界主流支持IPCC的观点。IPCC的《哥本哈根诊断》是警示性的，说白了就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与其担心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会达到人们难以承受的地步，不如尽早采取卓有成效的减排措施，为子孙后代留下唯一的地球村。
匡耀求：温室效应增强导致全球气候正在由量变向质变转化。过去100年的前90年里，温室效应增强总体上表现为全球变暖，夏季越来越热，暖冬也在增多。而近10年里全球气候却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尽管夏季还是更加炎热，但是暖冬却没有出现了，代之而来的是一个比一个更冷的寒冬。显然大气环流的格局正在发生改变。就目前的趋势看来，未来的全球气候很可能会更加极端化，人类越来越难以承受。
问：从1990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到去年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从未停止过。但纵观历史，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却依然缓慢，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匡耀求：总的来说，各国对气候变化的后果有一些错误的判断，加上各国利益取向的优先顺序不同，因此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步调很不一致。结果，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还在继续增长，气候变化的步伐还在加快。
邹骥：第一，事关不同国家的战略利益。全球温室气体控制势必涉及能源相关的利益格局的调整，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第二，控制温室气体主要是为了获得气候稳定的气候利益。而气候稳定利益是全球公共财富，对于有清晰利益边界的国家、企业和居民，做出承担减排责任的决策不是容易的。第三，一些发达国家对自己的历史责任轻描淡写，把减排责任推到其他国家身上，这也是国际气候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
刘德顺：应对气候变化对发达国家是减排责任、义务和资金援助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实质上是适应和发展问题，涉及各国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发展机遇及发展空间。联合国框架下历年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焦点都是围绕这两方面开展的，两大国家集团在历史和现实责任方面的差别以及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别决定了利益矛盾的尖锐和由此带来的谈判的艰巨和进程的缓慢。
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新任秘书菲格雷斯日前表示，缔约国政府需要在5个“关键领域”承担责任，共同应对全球气候挑战。面对愈发严重的全球气候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各自承担何种责任？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应作出何种努力？
邹骥：今天的气候变化，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多年先行工业化过程中累计排放的温室气体所致，发达国家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当设置近期、中期和长期充分的定量减排目标，率先垂范，在保护全球气候方面发挥带头作用和示范作用。发展中国家则应当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将民生、人类发展与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有机结合起来，探索新型的发展路径，承担起与自己的发展阶段、水平相应的责任。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在多边和双边国际谈判中坚持原则，最大限度争取排放和发展权利；又要在国内政策中切实落实节能减排的战略和方针，促进清洁技术研发与推广，引入经济激励手段，加强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主动有序地向低碳方向发展。
刘德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比如制定并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提出带有国内约束力的自主减排目标。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依然在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动资源节约型的循环经济，环境友好型的绿色经济和节能创新型的低碳经济，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为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切实贡献。
匡耀求：气候变化不同于一般的灾难，“大难临头各自飞”的传统思维方式解决不了问题。气候变化是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大事，世界各国应该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具体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各自承担何种责任问题也不能一概而论，各国排放的温室气体数量不同，承担的责任也应该有所区别。我的观点应该把温室气体排放指标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具体体现平等量化到每一个人，根据人口数量确定各国的排放指标。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为维护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应对气候变化改善生存权和发展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