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国家为统计单元算总量，中国是排放大国。但是，从人均水平看，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2007年中国为4.6吨，不足美国的1/4，只有欧盟的1/2。中国努力减排二氧化碳，在世界上是做得最好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1990年到2007年，全球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下降了15.4%，美国下降了27%，发达国家平均下降22%，发展中国家平均下降10.2%，而中国下降了49.2%。
中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和历史累积排放，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针对西方一些国家热炒的“碳排放大国责任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8月3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国际能源署数据表明，中国在2007年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60.3亿吨，超过美国2.6亿吨，比欧盟27国的排放总量高出1/3，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0.8%。化石能源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所有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4以上，因而基本上可以说，中国在总量上已成为二氧化碳排放大国。
“但是，从人均水平看，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2007年中国为4.6吨，比发展中国家人均2.6吨的水平高出76.9%，略高于全球平均4.4吨的水平，但不足美国的1/4，只有欧盟的1/2。”潘家华强调，“再看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累积排放，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加拿大等13国（G8+5国家）从1850年到2004年间，中国的历史累积排放贡献占这13个国家的10.8％，只有美国的约1/4；中国的人均历史累积排放贡献率仅为1％，远远低于美国（21.3％）、加拿大（16％）和英国（16.4％）等发达国家，仅仅高于印度（0.4％）。”
潘家华说，“如果以国家为统计单元算总量，中国是排放大国。但这只是表象。我们要看的是，中国成为排放大国的内在原因和是否担当了相应的责任。”
他指出，中国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需要大量能源和碳的存量积累，例如公路、铁路、城市基础设施、房屋建筑等，而发达国家已经完成这一过程。中国如果保持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的城市化速率，每年就要净增1400万城市人口，相当于欧洲中等国家荷兰的总人口。中国的人均碳排放所支撑的消费，还只是温饱水平。一部分高收入者效仿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有奢侈浪费排放情况，但多数中国人的碳排放只是用以满足基本需求。中国的资源禀赋是缺油少气富煤炭，能源结构中高碳的煤炭占2/3以上。还有，中国在国际产业大转移中被作为世界工厂，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所内涵的碳排放，并没有为中国人消费，而是出口到人均碳排放已经很高的发达国家消费。
中国当前所做的努力和未来的减排承诺，已超出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承担的义务
如何理解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责任？潘家华表示，首先要看历史责任。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起步晚，当前全球升温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贡献。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温室气体的历史贡献只有美国的1/4；在人均水平上，中国人的全球升温贡献率只有1%。其二要看道义责任。在总体上中国的排放只是基本需求性质的，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整体上奢侈浪费排放。从伦理视角看，基本需求碳排放应该优先于奢侈浪费排放，后者需要承担更多的道义责任。第三，要看现实减排行动。中国所做的努力，多数发达国家也望尘莫及。比如说，中国缺铀、少技术，发展核电的速度和新增规模却居全球第一。第四，要看未来承诺。中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明确承诺在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水平下降40%—45%。如果拿这一指标衡量，发达国家也难以做到。第五，要看国际贡献。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认真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义务，积极参与清洁发展机制的国际减排合作，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充分考虑应对气候变化。
“从以上分析可见，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体量较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表象上的排放大国情有可原；从历史和现实角度看，中国应该承担的责任比较有限，当前所做的努力和未来的减排承诺，已经超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承担的义务。”潘家华强调说。
中国努力减排二氧化碳，在世界上是做得最好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潘家华认为，“中国努力减排二氧化碳，在世界上是做得最好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首先，中国能效提高的速度和水平，全球有目共睹。1990年到2007年，全球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下降了15.4%，美国下降了27%，发达国家平均下降22%，发展中国家平均下降10.2%，而中国下降了49.2%。中国的吨钢能耗，从1990年的1.5吨下降到目前的0.65吨，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煤电效率，采用先进的超超临界技术，每度电煤耗已经降至300克以内，优于多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二，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和规模，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不论是风能、太阳能还是生物质能，中国的发展速度均快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世界第一。不仅如此，中国还大力发展核电，大量而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第三，在全世界不少地区大规模毁林的情况下，中国多年来大力植树造林，森林覆盖率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12.7%增加到目前的20%以上，效果尤为显著。第四，中国的人口和脱贫政策，也对温室气体减排有积极而重大的贡献。
潘家华说，对于未来减排，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比2005年下降40%—45%，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历史进程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15年内实现如此高强度的减排。不仅如此，中国言必信，行必果，正在将这一目标落实到十二五规划中。
“中国正在加速低碳转型，”潘家华说，“但是，中国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在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中，中国发挥了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作用
国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破坏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最大障碍。
“这一观点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真正阻碍哥本哈根进程的，是发达国家。”潘家华表示，发达国家所承诺的2020年的减排目标，远不能满足控制温升2℃目标的要求，而且通过改变基准年份而“打折”，通过允许涵盖森林碳汇和境外减排而“掺水”，背离巴厘路线图向发展中国家要高价讲条件。在资金问题上，发达国家不愿承担巴厘路线图规定的义务。
潘家华表示，国际上对中国的误解或曲解，是因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反对在哥本哈根协议中明确包括“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当前减少50%、发达国家减少80%”的内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反对的根据，除了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发展权益问题。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上大约各占50%的份额；发达国家人均年排放15吨二氧化碳，美国人均年排放20吨二氧化碳；发展中国家人均年排放2.5吨。如果发达国家减排80%，在2050年，人均仍有3吨，美国人均仍有4吨；发展中国家减排20%，则到2050年人均只有2吨。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权益被剥夺。中国人均排放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按这一目标，中国需要更大幅度的减排，因而中国的排放需求也得不到保障。可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维护的是发展权益。
“在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中，中国发挥了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作用。”潘家华指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坚持巴厘路线图，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谈判方向和进程；中国超出巴厘路线图的要求，单方面无条件提出难度较大的减排目标，对谈判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在减排透明度等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灵活性，使哥本哈根协议得以形成。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是气候变化的受害方，当然会是今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取得成功的推动力量。”潘家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