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对于成都来说，不是一个新名词。
在全国范围内，成都是较早提出“建立气候交易所”的城市。这甚至早于北京、上海等。在推进过程中，形成了成都排污权交易的方案。今年4月，省两会代表还联合发出提案，建议在成都建立碳交易所，打造“零碳成都”概念。但一个真正活跃的碳交易市场始终没有形成，成都能抓住个机会吗？
就此问题，记者专访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董事长助理黄杰夫，他将于本周六参加第三届中国成都金融街发展高峰论坛
以价格信号引导企业
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黄杰夫认为，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挑战。
在过去的观念里，节能减排就意味着企业要花大价钱进行设备更新，排污处理，是生产成本之一，但碳交易市场成熟之后，也能成为企业产生效应的渠道。据了解，目前大唐电信每年碳交易产生的效益在2亿元左右。尽管这样，企业作为参与碳交易市场的主体仍然存在疑虑：参与碳交易，是投资还是消耗？
黄杰夫认为，为了达成国家的减排目标，政府为把减排压力分摊到每个企业身上，每个电力企业、水泥企业、航空企业、钢铁企业等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都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如果按照传统的行政手段，比方说企业的减排达标成本可能是10元，而通过市场的手段，企业的达标成本可能是7.5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会产生竞争，能够以7.5元减排成本完成任务的，就会比10元成本价的企业更具竞争力。企业减排达标是刚性的，这时，大家要拼的是成本了。
黄杰夫认为，建立碳交易所的目的就在于以市场的价格信号来配置资源，使企业通过价格信号的引导，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向低碳进行改组，从而使得社会整体迈向低碳。
建碳交所要有国际眼光
“中国要做碳交易，谁来做？怎么来做，是否要先进行试点，试点由谁来完成？”在黄杰夫眼里，在哪里建立碳交易所并不重要，关键是怎样完成这一问题。他认为，目前建立碳交易市场最缺乏的是中国自己的碳价格体系，这需要政府的引导和企业、各交易所、金融机构共同参与，进行具体设计和试点。
黄杰夫认为，这个价格体系包括在岸离岸、场内场外、现货期货等三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碳交易市场立体的价格信号和一个综合框架，也是市场人士最为重要的方面。如果三个方面不能达到“阴、阳”平衡，交易市场上就会出现错误的价格信号，错误地引导企业。
“一旦中国有了自己的价格体系，必然会对国际产生巨大影响”，黄杰夫说。资料显示，2010年，全世界碳交易市场将达到1500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世界石油市场的总量，而中国有望在其中占据三成以上的份额，是世界上最具“减排”潜力的国家。
“举个简单的例子，2012年后，中国的航空公司在欧洲起飞、降落的航班，欧洲的航空公司是要承担碳排放责任的，如果有了自己的价格体系——可以是基于碳强度指标的，航空公司就有可能用人民币在中国购买本土的项目减排碳指标，而不一定要去欧洲购买用欧元定价的配额。”黄杰夫说。
此外，他还表示，碳市场和石油市场、汇率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如铜、铝一样，是一个国际化的市场，所以中国在设计碳市场的时候首先要摸清楚周边国家与地区的情况（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地区的碳市场进程），设定一个长远的、国际化的规划，不要把中国的碳市场设立为一个孤立的市场，要考虑到国际参与和国际定价网络。同时，中国的金融企业和碳资产管理机构，应尽快走出国门，参与到国际碳市场的网络中。
